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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港市民書

反對替補機制、阻截黑箱重組

要求立即撤回方案

今天，我們在替補機制的立法審議過程中，於立法會門外集會，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替補惡法，並呼籲各議員以各種方法迫使政府撤回立法方案。

是次集會行動的發起團體主要來自公民社會，我們的集會不是要對某一政黨表達支持，而是要讓市民和議員一起反對替補惡法，從中認識立法會的組織及運作如何不公義!

我們重申，我們強烈反對政府以立法手段達到其政治目的，以替補機制剝奪議員的參選權及市民的選舉權及被選權。此外，替補機制僅有兩個月諮詢，諮詢過程只設兩場公眾諮詢會，本身就是一場徹底的假諮詢! 立法會議員為了阻止這條剝奪人權的議案通過，運用不同手段阻截立法，迫令政府收回惡法，讓市民再次聚焦這個議題，並無不妥。

香港的政制問題並不在於立法會議員可以用「拉布」方式拖延立法，乃在於畸型及不民主政治制度，令梁振英可以在只獲得689位特權階級人士支持便可成為候任特首。可是，梁振英最近只懂挑撥民粹，企圖蒙混過關，竟說拉布行動阻礙香港社會發展，不就是在衝擊香港「三權分立」的核心價值嗎？事實上，特區政府才是拖延社會進步的元凶，將房屋及貧富懸殊問題束之高閣，拒絕承諾標準工時和全民退保，更要繼續剝奪港人普選權。梁振英先生是否要連議會內少許的異議聲音也要作出「和諧」？

這次拉布行動，除了阻截替補惡法，同時也在阻截梁振英的五司十四局計劃。新政府架構重組，說的其實就是香港人對未來的願景，可是這個藍圖卻完全沒有港人參與。文化局有什麼願景？資訊科技局為何要包括香港電台？梁振英對高官問責制有何檢討？這些計劃都涉及公帑運用和問責架構，需要民間更多時間進行討論，市民的意見亦必須受到重視。這些由拉布換取的時間，是帶起對新政府施政內容討論的最佳機會。我們認為，如果梁振英先生只懂挑撥民粹，卻不願就五司十四局計劃進行更多的解釋及向公眾諮詢，又如何說服公眾接受這個新方案? 立法會本應是人民授權的議會，代表人民的聲音，而非向行政機關行方便的橡皮圖章! 現時議會一半議席已經由既得利益的功能組別把持，我們無法接受梁振英在未上任之際便試圖借民粹向立法會施加政治壓力!

宋治德

 作者為前職工盟組織幹事，現於法國留學

4月30日《明報》論壇版刊載的孔誥烽文章〈是極右崛起，還是左派不爭氣？——談法國大選〉(下稱孔文)，筆者就孔文提出兩個商榷的問題，以及作出相關的資料澄清。

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帶領的極右排外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今次總統選舉首輪投票拿下17.9%的選票，成為第三大得票候選人。孔文認為這不是或不代表「極右崛起」。這肯定是不符事實。

圖片來源:網上新聞

「馬琳勒龐」現象解讀

首先，4月23日《解放報》(Libération)的頭版標題，除了以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勝出首輪選舉為題外，就以「令人掃興」(Le Pen Trouble-Fête)來形容馬琳勒龐。新聞媒體從一個多月前，一直追訪馬琳勒龐在選舉截止報名前，連湊齊5百名市長的提名人名單都有困難(因為名單是公開的，很多市長忌於國民陣線的名聲而不敢提名)，還有事前民調的預測，直至今次選舉實際所得的成績，馬琳勒龐的表現肯定是令人意外的。所以馬琳勒龐成為首輪選舉之後一直討論的熱點。

其次，孔文以馬琳勒龐今次的成績，比對她老父勒龐2002年在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取得16.86%的成績，認為這並不算是什麼「崛起」。但不知道孔先生是否忘記了老勒龐在2007年總統大選時的得票多少(孔文裡亦有提及)？老勒龐2007年當時只取得10.44%。如果馬琳勒龐今次得票率減去上屆老勒龐的得票率是相差7.46%，比對2002年的相差率3.6%，增長足有兩倍之多。

還有一個數字是2002年的總統首輪選舉的投票率是自1969年以來最低的，只有71.6%，但今屆投票率接近八成(79.48%)。馬琳龐勒今次得票的人數是640多萬，比起2002年老勒龐的480多萬，增長有170多萬人，那不只是「僅僅合格」而已。如果這不是以「崛起」或「重新崛起」來形容，那「捲土重來」也不為過吧？﹗

不過，這裡最大問題是孔文認為國民陣線在馬琳勒龐帶領下，會轉向一個「主流政黨，與其父輩反猶言論劃清界線」。這是一些法國政治評論員或學者的看法，但也受到不少質疑。

老勒龐掃除黨內反對力量，一手安排馬琳勒龐繼承他的位置。雖然馬琳勒龐其後刻意為國民陣線進行「去妖魔化」(dédiabolisation)工程，但在老勒龐的身影下，她究竟有多大獨立性？她骨子裡與其老父輩是否真的有所分別？就在不久前，老勒龐公然發表支持敍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sad)的言論，但當記者問馬琳勒龐的看法時，她卻迴避不答。還有是黨內除了她老父的死硬極右派存在外，更有惡名昭彰的公然否認有納粹集中營毒氣室的哥爾尼奇(Bruno Gollnisch)這一派。

即使馬琳勒龐將反移民反伊斯蘭教的綱領，柔性地裝扮成是對法國本土文化認同的一種威脅。但只要留意馬琳勒龐具體發表過的言論，例如「在伊斯蘭教徒下的法國等如被納粹佔領一樣」、「法國人都是吃經過伊斯蘭教規定屠宰(Halal)的肉類」，這些誇張不實甚至煽動族群矛盾的言論，難令外界對馬琳勒龐放心。或者，孔先生是社會學系的專業，自己可以來法國作些田野調查，訪問一些外來移民、少數族裔或伊斯蘭教徒等對馬琳勒龐的看法。

至於國民陣線取得不俗成績原因，孔先生認為是「左派不爭氣」。若以「選舉成績論英雄」，那為什麼不說右派的薩爾科齊更不爭氣或窩囊？因為就是薩爾科齊過去為了轉移經濟危機的視線，以及有計劃地為爭取右派(包括極右)的票源，不斷將失業、罪案等種種社會問題歸咎外來移民、少數族裔或伊斯蘭教徒。但最終獲益者反而不是他自己(若以今次首輪投票來看)，而是由比他更右的國民陣線來收割呢﹗

是什麼的「左派」不爭氣？

第二點，孔文的最大問題，就是將法國社會黨與其他基進左翼政團混為一談。而指控兩者都沒有(或近乎沒有)關於經濟增長的政見綱領，也是不實的。

首先又回到一些基本資料問題。基進左翼的左翼陣線(Front de gauche)候選人梅朗松(Jean-Luc Mélenchon)並非獲所有「激進左派政團聯合推薦」。這裡還有左翼陣營內其他獨立出來參選的候選人，包括有綠色生態女候選人裘莉(Eva Joly)，新反資本主義黨(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候選人普圖(Philippe Poutou)，以及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的娜塔麗阿托(Nathalie Arthaud)。雖然梅朗松這次的得票率11.1%，未如預期理想。但這已是過去30多年來，除了社會黨以外獨立參選的左翼候選人所獲的最高得票。

至於梅朗松對於解決經濟問題的主張，除了向富人徵重稅外，還有更重要一點是銀行國有化。因為他認為現時的經濟危機是銀行金融財團所造成的危機。這種銀行國有化的主張，無疑在主流媒體是被「消音」的。但現實例子並非沒有，可以看看現時一直被主流媒體忽略的冰島﹗

有關圖盧茲的槍殺事件，筆者在法國沒有看到有那個「左派輿論」在起初說成是「新納粹極右黨徒幹的」。請孔先生指出法文資料來源。

孔文又提到奧朗德沒有什麼「意念」來「啟動經濟活力」的問題，亦是錯誤。孔先生究竟有否看過奧朗德的政綱？難道他提出向富人加稅減低社會貧富差距，停止緊縮政策以紓緩民困，增加社會開支以創造就業，不是帶動經濟增長的辦法之一嗎？至於奧朗德要求歐洲央行協助推動經濟復蘇，就算是薩爾科齊亦同樣要求歐洲央行加強財政干預力度，推動歐元區經濟復蘇。至於這方法是否有效，那是另一個問題。

最後，「挺歐」是否票房毒藥？筆者認為不是，或者不是問題的根源。

法國社會現時的矛盾，除了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外，就是伊斯蘭裔移民文化與法國傳統白人之間的文化衝突問題。其實，馬琳勒龐與梅朗松都是爭取勞工階級的票源。但兩者的差異是前者主張是鎖國，不容許外國人進入「搶飯碗」。而後者則主張大赦無證勞工，以及不要將伊斯蘭教徒污名化。

但現實情況是法國社會在過去五年，經過薩爾科齊有系統地散播排外論述，例如「外國移民偷走本地工人工作」、「法國社會承受外來移民的能力已達飽和」等已成為霸權論述的情況下，左翼強調的「權利價值」的論述日益被邊緣化。這亦解釋為何馬琳勒龐在工人階級有一定市場，尤其是因公司將生產線遷往國外低成本地區(包括東歐、北非及東亞)而遭受閉廠失業打擊的一批藍領工人。而梅朗松的主張在這種排外霸權的論述下，即使如何努力，相比起馬琳勒龐畢竟處於下風。那這還不是基進左翼的「不爭氣」？不是。如果真正要怪不爭氣的，那就只能是社會黨。社會黨作為左派主要大黨，過去多年在反制排外議題的論述工作上，做得不積極甚至是懈怠。

左翼21

我有改變社會的理念，與基層同行，參與群眾運動！ 但如何做起？

宋治德

前職工盟組織幹事，現於法國留學

法國總統選舉首輪投票結束。根據法國總統選舉制度，如果在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得票過半數，則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由首輪得票最多的頭兩位候選人進行角逐。選舉結果一如早前民調預測，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與執政的人民運動聯盟現任總統薩爾科齊，成為得票最多的兩位候選人(分別為28.6%與27.1%)，5月6日第二輪投票將決定誰是下任總統。

這裡談談個人就這次選舉結果的一些觀察及感想。

薩爾科齊的末路？

究竟薩爾科齊能否連任？在未討論這個問題前，他已創出兩項紀錄。法國老牌週報《星期日報》(Le Journal du Dimanche)在這次選舉前一星期公佈民調機構IFOP的調查，薩爾科齊已成為法國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第二項，就是薩爾科齊自法國1958年第五共和建立以來，在競逐連任的總統中，首位在首輪選舉即敗於對手的總統。

薩爾科齊為何淪落至這地步？因為薩爾科齊過去執政5年，除了其個人生活奢華的問題外，基本上交不出一張合格的成績單。從他上屆當選總統後即晚，便在巴黎香榭大街的最昂貴餐廳Le Fouquet’s與富豪權貴擺下慶功宴，已被譏笑為富豪的「總統」。任內失業人數激增100萬人，達至現時290多萬。環球金融危機期間，動用3百多億歐元(約3千多億港元)公帑拯救銀行集團渡過危機，又減免財團利得稅。稅收少了，要由普羅民眾來買單，其中包括延長法定退休年齡由60至62歲，導致全國大罷工。內閣官員又不斷被揭發貪污醜聞(註釋1)。所以，今次總統大選，一般都說是「反薩爾科齊」的公投。當然背後亦是民眾對於現政府無力解決經濟危機以及轉嫁危機的不滿表態。

奧朗德代表的左派，其實只是歐洲傳統溫和(或改良)的社會主義。他針對薩爾科齊的問題，打出「改變」口號。他政綱比較多引起討論的是對於年賺1百萬歐元(港幣1千萬元)或以上人士，課以75%收入稅；增加6萬個教師職位，以及為青年創建就業職位；免費撥出土地讓地方政府增建社區公營房屋；階段性地減底依賴核能發電。雖然奧朗德的執政經驗備受質疑，一般民眾亦懷疑他是否能帶令法國走出經濟危機的困局，但因為得益於「反薩爾科齊」的效應，因此民望一直領先。

現在回到薩爾科齊能否在第二輪投票翻盤連任的問題？先看這次首輪投票其他各候選人的得票分析。從政治光譜上更為偏左的候選人，也有不錯成績得票第四的左翼陣線(Front de gauche) 候選人梅朗松(Jean-Luc Mélenchon) (11.7%)；以及綠色生態女候選人裘莉(Eva Joly)(2.3%)。兩人均呼籲其支持者在第二輪投票支持奧朗德，踢走薩爾科齊。

另外，還有4月22日《世界報》(Le Monde)公佈的民調，對得票第五(9.13%) 的中間派候選人貝魯(François Bayrou) 與第三(18%)的極右派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這兩位候選人的支持者在第二輪投票時的取向。貝魯的支持者投給奧朗德及薩爾科齊各有一半；馬琳．勒龐的支持者有60%投給薩爾科齊，而22%投給奧朗德。

所以，從上述資料分析二位候選人在第二輪的得票率，如果整體投票率與第一輪的八成相近，奧朗德的左派票源的基本盤已有42%，若再加上貝魯及馬琳．勒龐的部份票源，得票可能超過五成；而反觀薩爾科齊只會有43%。從票源分析來看，奧朗德的勝出應該沒有懸念。

極右國民陣線的崛起

至於今次首輪選舉的另一個討論焦點，就是得票第三位的極右排外甚至是仇外的國民陣線。其領導人馬琳．勒龐的得票率，已超越他父親勒龐(Jean-Marie Le Pen)在2002年總統選舉首輪得票的16.7%。

怎樣解讀國民陣線的重新崛起呢？這亦要拜薩爾科齊所賜。因為他過去為了轉移經濟危機的社會矛盾，以及有計劃地為爭取右派(包括極右)的票源，不斷將失業、罪案等種種社會問題歸咎外來移民、少數族裔或伊斯蘭教徒，令到種族主義以及恐伊斯蘭情緒(Islamophobie)不斷滋長。但最終獲益者不是他自己(若以今次首輪投票來看)，而是由比他更右的國民陣線來收割。

究竟國民陣線的票源是怎樣？

4月25日《解放報》(Libération)，發表一篇有關投票者的職業類別及年齡調查。原來馬琳．勒龐在投票的藍領工人(註釋2)當中支持度竟排第一，高達28%；其次才是奧朗德26%，薩爾科齊22%以及左翼陣線的梅朗松15%。但在白領工人當中，則是以奧朗德29%排第一，其次是馬琳．勒龐20%，薩爾科齊19%，以及梅朗松12%。在18至24歲投票的年青人組別，馬琳．勒龐僅次於奧朗德排第二位。

為什麼這樣？其實這與法國過去幾年來正經歷一個所謂「去工業化」的過程有關。就是公司紛紛將國內的生產線遷往國外低成本的地區(包括東歐、北非及東亞)，過去3年已有9百多間工廠關閉，大批工人失業。而馬琳．勒龐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及反歐盟的極端保護主義，便容易吸引這批受害的藍領工人。

另外，就是國民陣線近年銳意發展青年組織工作。尤其針對是一些沒有文憑學歷，又剛踏入社會工作的相對缺乏競爭力的青年。

但為什麼左翼力量(主要是梅朗松的左翼陣線)不能吸引他/她們呢？雖然有評論認為他/她們當中其實是傳統左派的票源，所以會在第二輪選舉投回奧朗德。無論如何，這還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希望在選舉正式結束後，陸續有調查結果公佈以及更多的相關討論，再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有政治評論員認為，國民陣線取得有史以來的最多選票，這或會有助國民陣線轉型為主流政黨，改走溫和中間路線，所以大眾毋須過於驚慌。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馬琳．勒龐比起他父親除了在談吐及形象包裝上較為「軟性」之外，骨子裡排外仇外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國民陣線的當道，對於外來移民及學生，少數族裔，伊斯蘭教徒，或LGBT等，絕對是危險警號。所以，國民陣線支持者說﹕「馬琳．勒龐比梅朗松好」，梅朗松便幽默地回應﹕「希特勒比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 )好」(註釋3)。

2012年4月26日

註釋1﹕前勞工部長韋爾特(Eric Woerth)及其妻子被揭發曾幫助法國的女首富歐萊雅(L’Oréal)集團領導人貝當古(Liliane Bettencourt)逃稅。後來外交部長馬裏(Michèle Ailliot Marie)又被揭發在2010年底北非突尼斯爆發人民革命期間與丈夫前往該國旅遊，由一位與該國獨裁者本．阿里(Ben Ali)有密切關係的富豪免費提供私人飛機接載 (情況與將卸任的香港特首曾蔭權類似，只是曾蔭權聲稱按「市價」付機票費﹗)，馬裏還表示會提供催淚瓦斯給本．阿里鎮壓人民革命。

註釋2﹕法語，Les ouvriers譯為藍領工人， 指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包括受僱於工廠、工地等的工人。而Les employès譯為白領工人，指受僱在辦公室工作的員工，行政、零售服務業僱員亦包括在內。兩者所包括的實際範圍仍會有些爭論，但都是工人階級Les travailleurs內的不同層份。

註釋3﹕人民陣線是在1930年代，由不同的左翼政黨所組成的聯盟，當中包括社會黨前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以及共產黨等。。

寫在5.1勞動節前——香港大專學生給校長們的一封公開信

各位大專院校的校長們：

當我們每天穿梭在美麗的大學校園學習知識時，校園內同時卻有一群工友慘被剝削。每當我們得知道校內的基層工友遭到剝削等不合理的待遇，得知他們的生活過得很差的時候，同樣每天都生活在校園裡的我們，在心裡面感到難過和痛心。除此之外，我們不禁會問，為甚麼有的工友要工作近十二小時才能夠應付生活？為甚麼有的工友曾被拖欠薪金和遣散費？我們對大學的幻想慢慢地破滅，感嘆院校的校長，會否已經忘記了大學的價值，以及知識份子的道德與良知。

校長們，不知道你們覺得一所大學應該肩負著怎樣的使命和責任呢？中大的校長沈祖堯教授曾說過大學要具備社會責任，又希望學生能夠關心弱勢社群。希望其他院校的校長們都不會反對他的說法吧？大學以崇尚學術、追求真理為己任，不應該熱衷於把大學管理成辦公司掙錢的。在大學裡面，除了教師和學生，校內的勞工也是校園裏重要的持份者，對學校的每個運作都舉足輕重；但是在現時外判制度外，對基層勞工的責任也外判掉。大學作為探索社會前進方向的地方，收取公帑的資助，理應要回饋社會，成為社會的良心，又豈可只顧埋身象牙塔，連校內員工的權益都不顧？

校內勞工被不合理對待的例子多不勝數。中大早前爆出清潔工人遭剝削事件，多名工友被無理調遷，抗爭後隨即遭抽後算賬，孤立無援；城大的外判保安員早前被揭發時薪只有$26.2，聽說未來可能會加至$32，但每天要工作12小時，工友做到無氣抖；教育學院及科大亦只是給予外判保安員僅符合最低工資的$28時薪；嶺大的外判保安員更經常在3個月試用期結束後被解僱；教院、城大、嶺大等院校也沒有工會，其他院校就算有工會，也常慘遭校方的打壓或不承認。此外，他們亦不可像其他直接聘用的工種一樣享用校園設施。由此可見，外判是剝削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堅決認為大部份的工種都不應該被外判出去，例如保安、清潔工，因為對工友的薪酬待遇和福利是欠缺保障的。

比起在商界圍困下舉步維艱的政府，大學其實有充分的空間推動有抱負的政策，例如帶頭推動生活工資。大學應該一改純粹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規定外判商須支付員工高於$33的生活工資；主動鼓勵社會企業投標，提供維修費、減免管理費、水費、電費、媒氣費等。以美國為例，在1994年 的波爾的摩市，民間團體成功爭取所有提供政府服務的承辦商及承判商必須支付「生活工資」予僱員，通過地方立法訂立比聯邦最低工資更高的工資標準，成為成功爭取生活工資的先河。其後在聖路易、波士頓、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等六十個城市均推行了「生活工資」條例。香港的大專院校為何不以此借鏡，成為社會上保障勞工權益的典範呢？

在此，我們誠懇希望校長們能夠簽署由我們發起的「良心約章」，讓大學成為良心僱主，承諾保障校內所有員工，包括外判工人，的基本勞動權益，並立即解決院校內的剝削問題，讓工友夠得到應付基本生活的工資。這個目標絕非甚麼高遠不可及的目標，希望校長們能夠盡快回應我們的訴求。

聯署團體：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左翼廿一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社會工作學系系會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系會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社會工作學系會

進步社工學生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幹事會

(聯署團體不斷更新中)

「良心約章」

經大學採納的服務外判方針

[大學名稱]（下稱「大學」）樂於爭取最高質素的[物業管理/飲食]服務。大學其中一項信念和方針，是只有在其直接受僱或合約承辦商（下稱「承辦商」）聘用的員工獲得良好訓練和激勵，使人手保持穩定和對工作投入，這些服務才可達致最佳質素。

本方針是為保證選擇承辦商，是基於該等承辦商有經驗、名聲、服務質素和安全、回應能力、收費水平、採購和監測供應鏈的能力，與及可靠性以外，還會尊重集體協議和相關的勞工法例、承擔社會責任、致力訓練和發展員工的潛能、與及公平對待員工。

因此，大學認同為其提供服務的承辦商，當符合下列承辦商最低原則；任何未能符合本方針條款的承辦商，其為大學提供服務的合約應當終止。

承辦商最低原則

1. 承辦商當遵守國際勞工組織核心公約與及所有適用的勞工法例，包括關於集會自由、禁用童工及防止歧視的公約和法例。

2. 承辦商當為其員工提供生活工資及基本必要的社會福利；工資衡量當一並考慮相關行業情況及員工生計。

3. 承辦商當確保其供應商的工人也獲得相近水平的保障。

4. 承辦商當確保工作環境長期安全及健康。

5. 承辦商當按已根據香港職工會登記條例註冊的工會要求，透過談判得出一套認可工會及招募工會會員的政策，並循此同意：

i. 毫無拖延或抗拒地認可符合相關法例最低要求的工會；

ii. 為工會提供有效渠道，以聯絡和招募所有新入職和現職員工；

iii. 為工會提供資源和設施，令工會能根據行業標準監測承辦商。

承辦商的員工和主管當可獲忠告：加入工會是一種權利，不容員工因支持工會而遭受不公對待。即使每個協議具體字眼不同，但在任何一方要求下，必須包含此等關鍵元素。

6. 當工會獲得認可及絕對大多數的代表性，承辦商當與其洽談一份集體協議。

本方針是為引導大學選擇在其投資或佔用的設施上提供服務的承辦商而設，其精神與法律責任和受託義務一致。

二三月間，乍暖還寒，正是各院校博碩士課程截止收生的時節。
自筆者大學畢業以來，總會在這段日子聽到友人報讀進修課程的消息。猶記得四五年前仍在讀本科之時，碩士課程的學費普遍都在四五萬元之間；霎眼間，學費竟已翻了一翻，最便宜的學位也得付七八萬學費（註一）。難怪曾有友人戲言道：「教育果然是最有價值的投資，五年升一倍，年回報率超過15%，跑贏大市幾條街！」

碩士課程學費飆升，早在2002年教資會的高等教育檢討報告中已見端倪。時值教改之初，政府採納教資會的建議，逐步撤銷對專上課程的資助，「以反映課程對學生的事業發展帶來的好處」云云。（註二）碩士學費由是節節上升，專業課程如會計、社工等，學費高達十多萬元，個別「有錢途」的學科如JD（法律博士）和MBA（工商管理碩士），更有學費漲至三十至五十萬的例子（註三）。

從政府、高等院校、人力資源顧問到家裡的父母親大人，都總會有一套「自我增值」、「為未來著想」之類的說辭。然則，香港的工資中位數不過一萬一千元（註四），動輒十萬八萬的投資已是大部份人半年以上的收入，卻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回本。學費我們大筆大筆付出去，最直接的得益者，除了收學費的院校，便是我們的老闆；所謂「增值」成功換來的加薪，從另一角度來看，倒不如說是我們借錢給資本家為我們提供在職培訓而已。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進修課程除了提高生產力，本來還具有提供社會流動階梯的功能。而眼下學費暴漲的的情境，同時也意味著經濟較不充裕的中下階層更難獲得長遠提升收入的機會。支付數十萬元才能修讀碩士課程，哪能說是向上流動的機會？其實無異是間接地加劇財富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罷了。

富了學校，肥了老闆，卻苦了大眾。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註：
一）以筆者簡略調查所得，本年度學費最相宜的碩士課程是中大的哲學系文學碩士課程，盛惠六萬八千大元。
二）有關近年削減開支的情況，可見：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12/07/P201112070178.htm
三）例如，今年科大的MBA學費為五十萬元，中大則為四十六萬；中大的JD學費為二十九萬，港大則為二十五萬。
四）資料來源：《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summary-results.pdf

一場選舉的鬧劇落幕了。可是，香港的社會不會因此而平靜下來，選舉結果一公佈，民間人權陣線和泛民議員就宣佈4月1日上街。連梁振英最堅實的支持者工聯會的黃國健也擔憂今年的7月1日將有更多的人上街。這是可以預計的。這不是因為民主派和民間團體多了動員的能力和號召力，而是統治階級陣營的分裂，由反梁的傳媒渲染的恐怖氣氛給社會動員帶來了條件。民主派中人需要從悲觀情緒中儘快走出來，積極投入到群眾的組織中去。同時，要將這場反抗運動引向何方，要如何理解唐梁之爭及其根源，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需要認真考察的。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關鍵時刻，一旦出現偏差，就必然被統治集團所利用。

棄梁保唐說的陷阱

晚年忽然民主的陳方安生在選舉的前夕，呼籲泛民“棄梁保唐”[1]。而在選舉之後的檢討中，蔡子強將梁振英的當選總結為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2]，蔡說：“民主派以至80後、90後社運…攻擊政府「官商勾結」，又以反「地產霸權」、反「金融霸權」等作為運動的綱領，讓這樣的意識形態深入民心，民怨沸騰…最後收割民意的，卻不是他們自己，而是梁振英。反而較能夠與泛民合作，保障泛民生存空間的唐英年，卻就他們所創造的這些意識形態所打倒。”在競選的過程中，至少公民黨[3]和新民主同盟[4]的成員都曾在公開論壇上批評梁代表的是“極左”的路線。我們將這些言論歸納起來，就是唐代表右和較傾向民主的，而梁則是代表左和反對民主的。這個說法背後存在著很大的陷阱。我們打開一本入門的社會科學讀物，都會知道，左代表的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對一種平等和民主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追求，右則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上保護既得利益者的保守傾向。唐是社會的右翼，大概沒有什麼異議，但是，今天的梁和他的勢力，何左之有？將梁“抹黑”為左和標籤為階級政治，必然帶來“左”的汙名化，為香港的社會運動帶來不可低估的後遺症，那就是主張政府干預，規管和限制市場保障勞工，基層和弱勢權益的社會政策主張，也可能被親資本的力量描述為“左”，而引起恐慌。

從歷史的脈絡中去理解，梁及其在選委中最大的票倉民建聯和工聯會一樣，是中共長期在香港支持和經營的代理人。而唐卻是97前後“忽然愛國”的本地財團代表。令人費解的是，在中央的明確示意之下，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大財團還那樣堅定的支持唐。而反過來，為何中共的領袖可以不向本地大財團的壓力屈服？要理解這個新現象，需要從當前世界的主要危機出發。中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新的投資地點）和發達國家地產和金融業的發展（新的投資領域）很大程度上舒緩了１９７０年代的西方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很簡單，就是資本的過剩和競爭激化帶來的利潤率的下跌。尋找新的市場，新的投資地點和新的投資領域就是資本解決危機的不二法門。可是２００８年以來，新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至今還沒有舒緩的跡象。經過３０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被徹底地市場化，資本主義化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以高度極權和壓制工人階級而完成的，所以它誕生了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其代表就是傳媒所稱的太子黨，下一任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被認為是其中的代表[5]。

發展獨立的民主力量

《壹週刊》３月２２日號刊登了林本利的文章，題目“富豪撤資是好消息”[6]。林引述官方資料，１９９７年內地的ＧＤＰ是香港的５倍，而到了去年已經升至３０倍。１９９７年內地外匯儲備是香港的１．５倍，到了去年已達１０多倍。這是一個大國崛起的故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大國崛起首先就是資產階級的崛起，而在中國，官僚和資本二合為一。１９９７年的香港，面對英資外撤的危機，本地華資對穩定香港十分重要，內地也仍然很需要外來的投資，江澤民等當權者自然需要和香港的本地財團妥協和分享權力。而１０多年後的習近平等面對的是一個資本過剩，資金沒有去處的年代。作為階級的代理人，他們需要為中資尋找新的出路，既然可以遠去非洲，中東和南美，當然也不會放過家門口的香港。這個時候“富豪撤資是好消息”林本利或許說出了當權者的心聲；而正因此如此，和以前任何一次的政治爭議不同，這次富豪們異口同聲――“不會撤資”，因為環視世界，無處可撤，香港擁有他們最“佳”的投資環境。

香港的大地產商堅定支持唐，和中共新的當權派和香港部分在壟斷化之下利益受損的中等財團堅決支持梁，就是資本階級內部的矛盾。內地的資本或多或少都帶一點官的色彩，而香港的資本家，歷史上的原因，令他們有著買辦的角色，買辦的特徵之一就是多變。從反對回歸，威脅撤資，到忽然愛國，到忽然民主，我們都經歷過了。未來有人突然基層，同樣也一點都不出奇。假如本土大財團為了對抗梁及其背後的力量，推出“忽然”民主的政治代表或者支持和吸納民主派中的精英分子，成為其政治代表，民主派和社會運動應該回應？大財團支持的”忽然派”肯定比起代表中產意識的傳統民主派擁有更多的資源，宣傳機器和“人才”。但是民主派去和”突然派”結合的話，那可能走向自我的消亡。未來香港，即使真的有民主選舉，也是像今天的臺灣，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樣，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競爭。也或許是香港部分漠視階級分析的“本土主義”者所樂於見到的，一個強大的本土黨/派，抗議抗衡外來的新殖民。這也是捍衛勞工和基層的利益者，需要警惕和避免。那就是，如何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保持、發展和壯大獨立於極權政府和資本的民主力量，避免被資產階級所收編。

市場資本主義的禍害

假如我們不相信唐和梁哪一方更加代表民主或者工人階級的利益，那我們如何理解何？不管從那個角度看，支持全民普選、工時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的何俊仁在政治光譜上都是在梁振英的左面的。民主派不必也不能再對左翼政治進行汙名化。何俊仁在選委舉辦的論壇上，除了平反六四和爭取普選的堅決訴求，很堅定地就工時的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唐梁表態，贏得了不少掌聲。今天的民主黨和１９９８年反對最低工資的那個民主黨不同了，他們採納了部分的社會改良政策，並不再麻木地相信市場資本主義了。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為民主黨鼓掌，並期待他們繼續將爭取工時限制和全民退休保障等的社會改革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擺在相同的位置上。

但是我們也看到何的政綱出現很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工資和工時政策上他不再相信自由市場了，但是他在房屋政策和電力等公共事業上，卻主張引入市場競爭，而不是加強政府的規管和全面公營化。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其實梁振英，也完全同意“引入競爭”，為中資和本地二線財團尋找新的商機。例如，何表示他反對地產霸權，但是不反對地產商，簡單來說，他並不反對房屋的私營化，他反對的是地產的壟斷，這點和梁的政綱完全一樣。在梁當選之後，一位大地產商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並不反對將一塊大地皮分為幾塊出賣的政策，但是這樣必然令樓價更加貴。這個說法不無道理，因為大規模的生產可以減低單位成本，這點是經濟學的常識。民主黨或許將希望寄在他們所爭取的《反壟斷法》中，以為這樣可以加強市場競爭，令價格下調，但是事實上財團有很多方法避免對他們的利益不利的競爭，集團的分拆和相互協調也是他們應付《反壟斷法》的有效手段。例如美國在1890年就有了反壟斷的《謝爾曼法》，但是導致今天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的導火線正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起因正是當樓價升到工人階級的薪酬已經不足以支付按揭後發生的。在英美，沒有和香港那樣集中和壟斷的“四個地產商”，但是在２００８年經濟危機之前的１０年，樓市的升幅也不下於香港[7]。我們如何能相信地產商之間的“市場競爭”可以保障市民的住屋權利？在當前的民主鬥爭中，假如民主黨能採納民間團體的訴求，全面增建公營房屋，大幅度的增加香港居民住公屋的比例，爭取和新加坡（超過８０％）看齊[8]，才是真正的反對地產霸權。民主黨很明顯騎劫了青年運動中誕生的“反對地產霸權”的口號，並在具體的政策主張上卻和代表新的資本力量的梁振英看齊了。

爭取公共事業的公營化

我們不難發現，民主黨比起梁或者唐的，其實進步很有限。要真正的爭取市民的支持，民主派就必須說服大眾他們民主派和梁或者唐真的有大的分別，能對他們的生活帶來真正的改變。民主派需要真正的採納蔡子強所說“80後、90後社運”的進步綱領，不向任何資本勢力賣賬，推動徹底的社會改革。例如要在房屋、醫療、教育、電力、交通等公共事業逐步實行公有化，限制任何私人資本，不管是唐代表的本地大財團，還是梁代表的官僚資本和二線財團，在這些領域賺取利潤。香港不是本地財團，也不是外來財團的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這才是民主和進步的本土政策。不管是民主派還是本土論者，假如沒有分清這第一點，就必然會掉入被其中一派的資本力量所吸納或者利用的後果。目前的香港，完全有條件採取這種進取的本土政策。梁振英當選之後，有報導稱，他計畫成立投資機構，將香港的儲備投資金融市場[9]。這是上述分析當前資本主義主要危機的另外一個側面，不但私人的資本出現過剩現象，沒有去處，包括中國和香港在內的很多新興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大量財富也同樣沒有去處。１９７０年代以來，過剩的私人資本遠離生產領域和實體經濟，向最容易出現泡沫（也因而最容易在最短時間內賺取巨額利潤）的地產和金融進軍，進行賭場式的買賣。梁所提倡的是，政府的儲備也要加入這種投機活動中，並去為金融這一投機“產業”提供進一步的支援。要和這種政策相分別，就要提倡將政府的儲備投入到公共事業上去，去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去滿足市民的基本需要。當梁所代表的資本勢力可以向唐所代表的本地大財團說：“富豪撤資是好消息”時，真正代表香港人的民主派，也應該敢於說：“富豪撤資是好消息，外資不來是好消息”。

明報: 25-3-2012

相片來源 : 新民主同盟

從小到大，在家人的培養下，都有看新聞的習慣。可是，接收資訊和感受到真正的觸動，卻是完全兩碼子的事。記得中五時，會考過後整天在家，想起小時媽媽跟我說過我出生後的那一年，在北京發生了軍隊屠殺人民、學生的事情，便無聊在網上搜尋相關資料。那天晚上在電腦前，看覑那些新聞和照片，整個人震撼得呆掉了。看覑、聽覑那些子彈聲、廣場熄燈的畫面、維園燭光晚會短片和歌曲，我哭得崩潰了。早前看電影《昂山素姬》，看到那軍隊射殺學生的環節，整個人低泣抽搐得喘不過氣來……那夜之後，在每次社會行動中，我總會不期然想起《絕食書》的文句，在內心深處不斷呼喊覑那些未竟的理想和目標。今天，我會不斷問﹕為什麼愛這個國家會愛得這麼苦？為什麼中國人不值得擁有更人性和平等的生活？

中學選學生會初嘗民主

一切都在中六時開始。那年陰差陽錯下，被同班同學拉雜成軍，跑去選學生會，初嘗民主選舉的滋味。那時候認識到一個剛畢業回來助選的「老鬼」，被告知許許多多社會事件﹕反世貿、天星、皇后等——每件社會運動都刺激覑我，驅使我反思和觸動不同的價值。學生在社會中可以參與的事件和方式太多、影響社會的能力亦很大。自此，我便立定心志，決意上大學後加入學生會和學聯，在前人未走完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放榜後，入讀中大政政系已成不可能的事，但我仍堅持把它放做第一位，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當然，我的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最後在失魂落魄下，跑了去念城大副學士。這兩年，即使我如何努力的讀書，亦擺脫不了自卑感。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標籤很大，亦影響到家人對副學士的看法。家人雖不至冷嘲熱諷，但總是把我跟他人比較，帶來無法言喻的壓力。同時，這兩年學費不菲，家人至今仍有微言。故此，我不敢花時間在社會運動上，只能專注讀書向家人負責。副學士的兩年，雖然在「大學」環境中度過，但如果說這是大學生活，卻是徹頭徹尾的謊話。副學士，的確是教育八萬五！這亦使我其後在學聯討論教育議題時，總有異常痛恨教育商品化的感覺。如果政府願意加開大學學額而非經市場提供，我根本就不需要多花兩年時間和金錢！

還記得當初面試時，負責收生的嶽爺（馬嶽副教授）問我﹕為什麼想讀中大？這條問題，我在事前想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答法。最後，我還是選擇說了在面試前一晚，在網上看到的「國粹派」、「社會派」、中文運動、金禧事件等東西。當年的學生運動，不單捍衛了人權和生活尊嚴，更改變了政府政策、改變了社會。學生運動能產生社會影響，不是因為學生是「社會良心」或頭上有什麼神聖的光環，而是學生能說出心底話、直接了當做心中所想，使公眾在相對平等的空間去反思和改變。任何運動如果不能喚醒社會普羅大眾和突破主流論述和規限，它就不能進步地推使社會改進。驀然回首，當初收生時，不知教授除了準備好錄取通知書外，還有沒有做了替我寫聲明的心理準備呢？（在此亦感謝政政系老師對我的關愛！）

這幾年，發生了很多事﹕反高鐵、5區公投、遞補機制等。感受很深的是社會壓迫感愈來愈令人窒息。官商一體下的高地價政策、市區重建，都迫使人的居住地方和生活尊嚴愈來愈少、生活成本愈來愈高；那些被迫遷的人、被強拍的人愈來愈多。住在籠屋、板間房、劏房的貧窮人口被政府長期無視、跨代貧窮的小孩一開始便輸在起跑線上、每年賺盡盈利的大財團仍舊裁員、專利權下的企業仍用盡方式加價……即使我們如何吶喊、向政府交意見書、遊行，在功能組別「數夠票就通過」下，我們被制度一次又一次暴力蹂躪。如果我們能夠把不合格的從政者趕下台，我們現在的生活可以有更多選擇吧！偏偏，我們被迫吃下有毒的政改方案，小圈子選舉仍舊為我們選出垃圾管治「精英」。

韓國台灣人民代價很大

漸漸，我開始了解到很多地方的民主進程，其實絕不平坦。韓國的工人和學生，到底在光州事件付出了多少，才換得到今天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在二二八、美麗島等事件中，又付出了多少，才換到台灣的民主來？香港太舒適了，使人都忘卻民主的寶貴在於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付出才能夠換它回來，甚至誤以為民主能夠從中央手中乞到。遞補機制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被暴力壓縮。我們即使盡力煞止，亦沒有喚來更多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但我們偏偏就正面對一個如此不堪的處境﹕連原來擁有的東西也要被打壓和奪去。在這垂死的時刻，行動的確刻不容緩！

可是，即使我們組織青年聯席遊行、寫意見書給政府、七一上街表達反對，政府還是視民意如浮雲，強推遞補機制，行動完全沒有結果。政府還要開兩場做秀式的諮詢會，安排支持者進場贊成政府方案！這教我們如何能不挺身而出？為公義而抗爭，其實是主流泛民建立多年來的道統所犧牲的價值。就這樣，我們便被標籤成暴徒。在「法治」、「和平」、「理性」等符號下，警方的任意拘捕、律政署的政治檢控便成了維持社會「公義」的產物。若果是次法庭不是作50多年來第一次如此重的判刑、而被重判的不是學生，我很難想像大眾會突然爆發出對遞補機制和政治檢控的怒氣。畢竟，多年來社運朋友被判刑而得不到反應已司空見慣。但是，每一樣不公都有它的爆發點和啟蒙點，而我是多麼相信香港人能夠從中學習、堅持對公義的執著，繼而採取行動來改變社會。我城的生死，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付出才能改變，決不是個人朝夕所能得到。希望這3星期的判刑，能喚醒更多沉睡的人，去爭取解放，讓所有人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寫在特首選舉後 2012年3月28日 (三)

文 ． 陳倩瑩

3月24日晚，是個多麼美好的晚上。數以百計的年輕陌生面孔，在中環廣場昏黃的燈光下搖晃着手中的七彩熒光棒，腦海中想着共同的信念：民主星火不滅。雖然廣場上的每一人都知道十多小時後，在會展將上演一場侮辱民主和大家的小圈子選舉，但此時此刻，大家都以最原始的聲音，發出最莊嚴的怒哮：拆走小圈子，立即真普選！
沒錯，雖然明知小圈子特首選舉的結果完全不受我們左右，民間組織仍努力醞釀回應特首選舉的行動。選舉前，絕望的情緒在身邊朋友和圈子中蔓延，人亦顯得特別無力。我們一群年輕人，就想在遊行和抗爭間帶來一些希望和積極的信息，所以便「膽粗粗」在選舉前一晚搞了個公眾晚會，望能捲入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壯大民運力量。當搞晚會的意念萌生後，大家便興高采烈地提議晚會後以紮營留守的方式去迎接第二天的特首選舉抗議行動。紮營留守本身就帶有延續性，這種延續性能使晚會不止於情緒的宣泄，更能轉化晚會的能量，為次日爭取民主的抗爭作好準備。

晚會前兩天，我對其他成員憂心忡忡，緊張情緒甚至遠高於自己當初被判刑的那一刻。我們在計劃晚會時，已決定絕不刻意挑動國家機器的神經，但畢竟學聯一直堅持集會遊行乃天賦平等政治權利，反對行使公民權需政權批准。故此，在堅持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大前提下，舉辦這個晚會亦有一定的風險。再加上我們已有被《公安條例》入罪的經驗，我是很擔心警方會借機行使武力阻撓晚會的舉行或拘捕和檢控學聯的其他成員。

早晨，胡椒噴霧

晚會中邀了與我們有共同理念的選委來作討論分享，目的為了呼籲選委們不要進場投票，而以一種拒絕的姿態來面對這個本身充滿污垢的特權選舉。會上不少人都提到香港的民主運動以及各種社會改革力量的背後，群眾的參與才是最堅實的力量，就是這些一點點的力量累積起來才能真正對社會產生改變。可是，人們又很多時以為我們一少撮的精英代言人，才有能力為我們作出決定，以至慢慢將自主權交給了他們。但經過近月唐梁兩營的互相攻訐，正正顯示出這些精英背後所代表的，根本就不是普羅大眾的利益，而是與之對立的各金融地產財閥。在這格局下，即使是誰參與這種富豪小圈子選舉絕不會改變結果，亦不能從過程中令人民增添多分力量。與其如此，不如採取主動，重奪我們的主體性，邀請各位自稱代表人民的選委們，回來站在普羅的一邊，與那些權貴們劃清界線。晚會上200多人的參與是一個驚喜，而且我們還得知在台北101大樓下有約十名香港學生與我們同步通宵靜坐！

星期日中午公布選舉結果後，大家自然就是憤慨。唐梁自然都不是我們認受的候選人，梁的當選就更令人聯想起廿三條與高壓統治。我們絕不希望這就是我們的未來。上千名市民扶老攜幼，抱着不同的基層、婦女、貧富懸殊的議題，都在憤慨下隨着群眾湧上會展門前，希望可以直接推倒這個選舉。

當然，政府是絕不容許這些可能性存在，即使是不具威脅性的行動，警方也要將之壓下去，很快便以胡椒噴霧來對付群眾。我有不少朋友在示威中被胡椒噴霧對付。其中一位這樣跟我說：「我是站在人群的第二排的。通常站在第二排是不會中招的。今次警方根本沒有向我們警告會使用胡椒噴霧，而我怎也料不到我站在第二排也會中招。」這就是梁上台給香港市民的第一件禮物。

的確，我早已不相信警察，甚至覺得法律已被當作政治工具所使用。今次選舉結果，加上去年警隊鷹派的上場，又有最近劉銳紹《成報》專欄文章被改的事件，一連串的事件使我更覺未來公民社會必定會面對更大的政治打壓，集會和言論自由必然會受到新一輪的收緊。基層僅有的社會參與空間也被收窄，我們的生活只會更嚴峻。

晚安，香港前途

香港人着實可悲，在我們仍無法選舉我們的管治者的時候，我們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我們仍要為捍衛將被剝奪的權利時，我們眼巴巴的看着小圈子操縱選舉的利益鬥爭；在我們無力到極仍要堅持進行民間特首選舉而得出超過五成白票時，我們的特首候選人挾着「特低」民意支持而當選。我們的世界，低處未算低。但是，如果連我們自身的權利我們也不出來捍衛和爭取的話，又能依靠誰？最可怕的是，我們放棄堅守我們的價值，然後麻木接受這不合理的對待，自顧自的以為能安全的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卻不知世界已被扭曲得早已脫離我們所認識的世界。

縱使如此，我們還是不應感到心灰意冷。如周保松老師所言：「民主的訴求，浩浩蕩蕩，誰也擋不住的。不必悲觀。只要更多的人站起來，變化就會跟着來！要做的事，應做的事，繼續做好了。」沒錯，路，縱然何等迂迴，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終有一天，歷史會走到我們這一方。

曾聽說「孤單又如何？爭取民主的路從來就是孤單的」。真的嗎？難道晚會數以百計的年輕陌生面孔不就是最好的反證嗎？我始終深信香港的民主路只會有更多青年人加入。我和我的朋友絕不會孤單。我們能夠於人海中找到戰友、在憤怒中找到理想、在黑暗中找到光明，this city never dies。

還記得，晚會過後，一群浸大同學留下過夜，在黑夜中彈唱着Beyond的歌曲，當中的《長城》仍餘音裊裊，不絕如縷：「圍着老去的國度／圍着事實的真相／圍着浩瀚的歲月／圍着欲望與理想叫嚷……」或許，這便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該做的事吧！

( 標 題 為 編 輯 所 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