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峻嶸

去年秋冬之際，城大及嶺大學生會選舉都因為有共青團成員/中共黨員參加競選而在學界引發頗大的風波。本地生以至是本地輿論對與中共系統有關係的學生以至是 內地生充滿懷疑。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報捷後傳出種票疑雲，有人質疑中共在港「種人」，逐漸改變香港選民結構，令香港即使有普選也會令民主派永居少數。對新來 港的內地人不信任，直接或間接地加強了了香港民主派自我防衛心理。仿佛抵制這些內地人，是當下民主派要保衛香港優越性（如法治、言論自由等）的重點。

這種想法源於我們認為內地人受中共的教育，必然會是冥頑不靈。但不信任、 抗拒是否唯一面對他們的方法呢？根據最近與一名在香港修讀授課式碩士課程後成功留港工作的前中共黨員的一次詳談，愚以為敵視和抗拒並非唯一的回應。

這位前中共黨員（下以「他」代表）在內地大學讀本科時成為了黨員。入黨是不少內地大學生的願望，但大多都跟追求共產主義或者認同共產黨的領導無關。他們為的只 是一些「著數」。比方說如果要投考公務員，那麼身為黨員就有一定的優勢。本身無打算當幹部的他沒有興趣入黨，卻因為他學業成績優異而被大學的輔導 員邀請入黨。由於沒有動機入黨，他沒有為入黨要過的考試用功複習，結果不及格。輔導員知道後便要他補考，並痛陳利害。終於他補考及格，成為黨員。

黨員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最重要是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原來年青黨員的活動可以是「唱K」。當然還有一些像撿垃圾那些較體現先進性的活動。上政治學習課時， 如想爭取表現可以多發表意見說自己有多進步。不過參加者都深知一切都是形式主義，沒有多少人真心相信自己的說話。作為黨員也要記錄自己的生活。如何創作這 些紀錄？上網找範本再作改動就行了！畢業後，他在民企打工。應聘時他沒申報自己是黨員，故即使企業內有黨委，他也像非黨員的僱員一樣工作。

年青人總是想擺脫父母的控制，故他籌劃來港讀書，先斬後奏取得入學資格。根據中共黨章，半年不參與黨組織活動的就算是失去黨籍，所以他現在早已是前黨員 了。他知道有同學來港前向組織申請保留黨籍，那就可以不受該條款約束。但一心在移居香港的他並沒有選擇這條路。

在香港，接觸的資訊比在內地的多。有YOUTUBE，就能找到六四的資訊。搜尋期間找到新唐人電視台的片段。儘管他認為新唐人的反共宣傳不能盡信，但也肯定它揭露中共陰暗面的功能。經過數年來在港的洗禮，他如此形容中共：「它是有貢獻的」，但也「有點像黑社會」。

中共統治黑暗的一面，其實他未來港前也是知道的。他憶述一次火車上的經歷。話說有一次在火車途中預見一位剛到北京上訪的老人。老人被賣到原住地以外的另一 個省工作，工作不但收入低微而且沒有任何工傷和退休保障。這位老人行將退休又因傷已沒有多少工作能力，遂走到北京上訪。到北京後這位老人被打發回到原省並 打算再到省政府申訴。他十分同情這位上訪老人的遭遇，於是便自告奮勇要跟他一起到省會求助。兩人約定，他依時赴會，但上訪者沒有出現。他只能暗暗地盼望： 老人家不是被權貴抓走。

在香港居住未夠七年，他未有投票權。他知道誰是長毛，甚麼叫社民連和泛民，但當中的異同是甚麼則不甚了解。對社會不公義的事情抱著關懷的同時，他和主流的 香港人一樣，對政治有一種距離感和無力感。這樣的一個前中共黨員，有投票權後一定會投票予建制派嗎？當然不一定。如果說中共沒有派身負任務的人來港，當然難以令人相信。但如果我們對內地移民不由分說就以不信任以至是敵視的態度對待，結果就是潛在民主派的支持者的流失。既然內地來的移民未必是我們想像般那麼「可怕」，我們為甚麼不設法爭取這些人去認同法 治、言論自由等價值呢？

事實上，如能爭取這些新來港人士認同進步的價值，對整個中國的進步也可以是有作用的。QQ和微博是他與內地的親友聯繫的主要工具。有意無意間，他也將香港 珍貴的資訊自由幅射到內地。有些內地不可能讀到的消息，他也會將之「COPY AND PASTE」再轉發到內地。他認為微博已經令到新聞封鎖近乎不可能。早前的烏坎事件，他便在微博看到網友不斷轉載；若有維權人士被無理拘禁，他也會見到朋 友在微博痛罵一番。而且這些人當中也有共產黨員。

由此可見，雖然最近有關內地人不文明的負面新聞太多，甚至令一些香港人認為大陸社會已「冇得救」。但原來我們最「棹忌」的共產黨黨員也可以是同情弱勢，對 中國社會的不公義看不過眼的。更別忘記近年不斷出現的工農抗爭和維權運動，可見大陸社會並非鐵板一塊，因為即使是受中共教育長大的人也可以追求公義。

在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地去阻止這些異議聲音組織起來挑戰其權威的同時，中國社會亦正在改變。如果我們要提高中國變得好的機會，我們在香港能做的就是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去為內地民眾提供更多的訊息，盡力將香港優越性所象徵的信念向內地推廣。對中共來說，或許當下香港的主要作用是內地融入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防火牆和融資中心。但我們是否可以有自己的議程，將香港的優越性化為推動十三多億人進步的泉源？

中共一直害怕香港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的橋頭堡。假如我們放棄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去推動中國的進步，那不是正中中共下懷嗎？當然，我也不是說要將香港變成反共 基地。事實上，民主抗共論述未必是影響內地移民或者是內地人的最佳根據。但香港作為中共管治下最自由的地方，著實是有最佳條件去為推動內地的進步做好準 備。即使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推動內地的進步就是推動世界上約七分一人口的進步。香港人，難道真的要在這關鍵時刻缺席嗎？

政府即將推行的「自駕遊」，惹起普遍的不滿和反對，有純粹出於對內地人的抗拒與厭惡，亦有從技術、執法層面上反對。然而，「自駕遊」只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其中一步，之前有，之後也會陸續有來，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單是就「自駕遊」的政策細節進行批判，更應反對整個屬於跨境權貴的中港資本融合規劃。

金融風暴後，香港的經濟一蹶不振，本來，這是一個大好時機重新檢討過去偏重金融及旅遊等的單一經濟發展模式，但當中共給予香港CEPA、自由行等「禮物」後，大量資本從內地湧入香港，特區政府便不思振作，偏安一隅。多年以後，我們便發現這些「禮物」只是令香港的單一產業發展模式愈趨嚴重，政府既無意有心推動其他不同類型的產業，商家更根據自由市場的「供求定律」，紛紛轉向為手持大量資本的內地旅客服務，D&G阻示港人在店外拍照、萬寧只給予內地遊客優惠、藥房，金舖林立等等，不過也是向香港經濟唯一的水龍頭取水而已。「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這句由暴發戶所發出的氣燄誠然使我們憤怒，但無可否認，它是特區政府故意為香港所設下的死局。

不難預計，「自駕遊」只會令這種「經濟依賴」的情況更強。根據《文匯報》在2010年9月4日的報導，「屆時，內地每日有500 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着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可見，受惠的並不會是普羅大眾，而只是一小撮商家。這種經濟融合，只是上層之間的利益輸送，當中也不會有「涓滴」（Trickle-down）於我們。反之，小販、小商舖等的底層經濟只會在中港資本的日益融合而逐步被吞噬、消滅，並由一種點對點，以馬路、天橋連接各大商場、商業區為基礎的高消費模式所取代。屆時，香港就會正式成為一個「購物天堂（，窮人地獄）」。

面對兩地城市的融合，作為居住者的我們卻無法為自己的地方作任何決定，作任何規劃，一切由兩地統治階級說了就算。大家不知道他們是何時達成了協議，也是忽然之間才知道自駕遊即將推行，卻一直被蒙在鼓裏。當大家向政府抗議、表達不滿時，卻換來一句「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須向立法會提案」──好大的官威啊！CEPA、自由行、高鐵、港珠澳大橋、宜居灣等，有哪項跨境融合是經過兩地人民知情及同意下而推行的？沒有！一項也沒有！

我們這群普羅大眾，實實在在的在這個城市裏居住，每天營營役役為這個城市建設，但最終我們的成果卻被權貴所攫取，並用之與其他地方的權貴交換利益。土地作為人民生活、傳承的空間，面對兩地政經權貴的勾結共謀，我們應當聯合起來，堅決反對任何黑箱規劃，並向他們嚴正宣示：「一切土地，歸於人民！」

–從陳雲城邦論談起

區龍宇

（筆者按：本文根據1月29日左翼21青年營上所作的報告寫成。）

最近因為孔慶東罵「部分」港人為狗，以及其他一連串事件，引發了中港網民的激烈辯論。我們自然反對把來自同一地區的人都看成一樣壞的看法。不論是說「港人是狗」或者說「陸客是蝗蟲」，或者像陳雲那樣，認為大陸人都「信仰極權政府」，新移民都是「受中共思想荼毒的人」，來「滲透香港，在香港設立反對自由民主的政治基地。」[1]，都是沒有事實根據或者科學根據，所以純粹是地域歧視。不過，普通人一時的排內（排斥內地人）情緒一般不會造成持久而嚴重後果，應該批評但也不用深責。（我們只需要提醒他們：應該針對錯誤的行為，而不是針對人本身，更不應該株連其他來自同一地域的人。）像陳雲那樣自覺的、有綱領地排斥新移民，就不同了。在他眼中，「大陸人缺乏公民/民主意識」，所以即使「中國急速民主化之後，很有可能滑入法西斯軍國主義，是會蹂躪和虐殺香港的。」[2]而他這些歧視言論，表面上為了捍衛香港自治權，所以特別需要認真對待。

大陸人都「信仰極權政府」？

陳雲認為大陸人都「信仰極權政府」，這首先就不符合事實。我們要問：對於中共專制，中國大陸有無人反抗過？有無人爭取過民主？如果有，即使當時失敗了，也證明陳雲的前提根本錯誤。陳雲完全忘記了1989年壯烈的民主運動，儘管他自己當年曾經積極支持過。他那本269頁的書，沒有幾個字談到八九民運，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忽視歷史。所以他那本書把大陸人都貶為「信仰極權政府」，究竟有多大學術或政治價值，可想而知。八九民運失敗之後，20年來民主聲音當然消失了，但這是大失敗之後的消沉，而不是中國公民本質上不肯追求民主。[3]

其實他的見解一點不新，不過是同1980年代以來「素質論」，「國民性」，「小農DNA」，甚或中國人的天然奴性等見解[4]一脈相承而已。這種相信中國人只配實行絕對君主專制的論調，拿到中國古代或許勉強說得通，但拿到當代則定必說不通。古代中國小農的閉塞性和分散性，再加上國家版圖奇大，的確很難實行民主制。（其實這也非中國獨有。在古代，民主制是異數而不是常規。）但現代化所帶來的城市化，普及教育，發達通訊，市民階級意識的發展等等，雖不是民主化的充分條件，卻無論如何是其必要條件。有了這些條件，就有可能改變種種不民主惡習。印度的社會條件並不會比中國好，但是他們至少實行了超過半個世紀的代議民主。當然不是任何人都願意接受民主。但起關鍵作用的，比較少是族群/地域的區別，更多的是階級區別：統治階級的確很難自願接受民主制；這根本不是認識高低的問題，而是階級利益的問題。但是普羅大眾們現在缺乏民主意識，那是認識問題，不是階級利益所驅動；相反，結束壓迫（包括經濟上的剝削壓迫），對於一般人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而只要是認識問題，就能通過啟蒙與教化而改變之（當然還需要社會提供足夠物質條件 – 教育，政治開放，體面的工資等）。而所謂啟蒙與教化，不是指由知識分子向普羅大眾灌輸的陳舊教育觀，而是民主的、雙向的教育觀，就是說，普羅大眾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學習和抗爭，去培養民主習慣。

事實上，2010年的佛山本田工人自發以民主選舉產生工人代表同資方談判，去年底烏坎村農民又自行選舉臨時理事會領導維權，最近還民主選舉正式的村委會，都顯示出他們具有民主意識。而且在兩個事件中，這些工農代表都提到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改革。這在在說明當代中國工人與農民，是能夠進行民主自治的。他們當然還是極少數，但那是因為中共專制政府時刻壓抑著這個極少數發展為多數，所以我們應該譴責的是前者。但陳雲卻把受壓迫的人民與專制統治者等量齊觀，客觀上等於為後者開脫。

陳雲嘲笑有人把針對新移民稱為法西斯，但是他自己其實不懂什麼叫法西斯主義，所以才把它看成是民主選舉的結果，才會得出「中國急速民主化之後，很有可能滑入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結論。這不過是拾葉劉淑儀的餘唾。希特勒上台根本不是靠贏得大選！他得到的選票從來不超過四成！他上台靠的首先是40萬隨時準備政變和暴力消滅工運和政治自由的私人軍隊（衝鋒隊），以及反動保守的興登堡總統任命其為總理。任何人說法西斯靠民主選舉上台，其人就既違反事實又實際上抹黑民主選舉[5]。陳雲言必自由民主，但是他卻反覆強調「成大功者，不與眾人謀」[6]，似乎說明他不像民主派，而是比較像右派。

陳雲把大陸中國人看成統統反民主，不僅盲目排內，而且策略上愚蠢不堪。小小香港如果要長期維護自治權，要做的恰恰是區分開中共與普羅大眾，並想辦法喚醒大陸工農起來反對專制，支持各地都出現佛山本田和烏坎村。這種區別對待，長遠來說才能削弱中共，或至少不致把潛在盟友推開送給敵人。陳雲盲目排斥大陸普羅大眾，恰恰是消滅香港自治權的捷徑。反過來，香港人支持大陸民主化，只要有節有理，則不僅惠及大陸人民，而且也惠及自己。

話說回頭，陳雲也有部分合理的主張，例如香港應收回新移民審批權，雖然我們的理由與他不同。香港不應該改變目前每天150個大陸新移民名額的安排，應該繼續歡迎他們。但是由於大陸地方政府普遍腐敗，名額賄賂可得，導致很多急於家庭團聚的親人無法來港。在這個情況下，香港人要求由特區政府自己按家庭團聚優先原則來審批，實在很有道理。陳雲要香港拿回新移民審批權，但理由不是要堵截大陸貪官壟斷移民名額，而是因為大陸人都「信仰極權政府」，因此他主張為新移民設立政治審查，看其是否贊成民主自由。但這種思想審查恰恰違反民主精神 – 一個人的權利不應因為政治信仰不同而區別對待。在該書其他地方，他又提到通過入籍宣誓效忠香港來達到目的。既然「全民都病了」的大陸人都善於「鑽營漏洞」[7]，試問這種宣誓有何實效？不只無效，抑且徒添反感呢。

「雙非」風波也一樣，其根源都不在香港，而在大陸的專制腐爛 –移民名額賄賂可得，醫療制度腐爛，一孩政策的不公平，和普通人缺乏公民尊嚴等等。簡單講，就是小小香港卻成為大陸數以十萬計的人擺脫（即使只是暫時）大陸專制的避難所。問題是香港沒有條件無限量地做避難所。所以「雙非」父母來港生孩子，也應該有秩序地來，而且應該限制在香港能夠承受的數量上。這不算排內。

威脅來自本土，不來自新移民

陳雲蔽於自己所虛擬出來的香港人/大陸人的二元對立，甚至以為香港人已經發展為「極其優秀的人種」！[8]所以他以為香港自治權的危險，都來自境外，不是中央政府，就是大陸新移民。這真是再蠢笨不過。不要說「香港人種」，甚至連一個利益一致的「香港人」命運共同體也是子虛烏有。香港人其實分裂為兩個利益相反的社會群體，分裂為富豪階級/保皇黨和普羅大眾。如果不算中央政府，香港自治權的主要危險來自本土！來自香港的大財閥/大官僚/保皇黨（從民建聯到鄉事派等）！

香港自治權的第二個危險根源，不是其他，正正是「自由資本主義」，它方便了中共通過商業收購來控制傳媒，收買商人/政客/政黨。從亞洲電視被稱為第二個中央台，可見一斑。它也方便了中共通過更大量的投資與貿易關係，把香港緊緊拴住在大陸經濟上，以此達到政治控制。陳雲對於心腹之患不知不覺，卻去為妄想出來的敵人大砲攻擊，何其蠢也？不過，嚴格來說，這不是簡單一個蠢字，而是蔽於資本主義，不知道這種社會經濟制度必然讓金錢力量主導一切，包括政府，所以對於以法人名義來港投資的大陸資金，毫無警惕，而對於來自大陸的自然人卻神經過敏。

陳雲高調捍衛香港自治權，但是除了講幾句「不怕與敵同死」的情緒話[9]，根本說不出香港有甚麽實力去達到目標。中短期而言，香港對於中共的專制主義，確實可以說不，就像2003年成功反抗23條那樣。不過，長遠而言，單靠香港自己，如果其他條件不變，是很難抵抗中共接管的。陳雲要大家「忘掉中國」，不過是一廂情願。你可以忘掉中國，但中國不會忘掉你，每一天中央政府都在管著特區政府，所以也在管著你。上面已經講過經濟領域，現在再講政治領域。首先，中共通過基本法，已經緊緊控制著特區政府。陳雲說基本法賦予香港很高自治權，說什麼連特首也由本地推舉 – 實在有違事實！不僅特首，連香港的局長都要由中央委任，這點連大陸各省省長也不如！後者經省人大選舉之後就可以履職，不需中央委任。陳雲對於基本法沒有基本批判，正說明他的城邦論表面上儘管激進，實質保守。如果香港要有城邦自治精神，首先應該提出民主重訂基本法（或者稱為全民制憲）。基本法的一切先天弱點，根源於它是由中央硬塞給香港人；如果要克服這些弱點，就需要由港人代表會議重訂基本法。我們可以同意國防與外交權仍然歸於中央（所以不能指責我們是港獨），但一切有關自治權方面的規定，應該由港人民主決定。我們不只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制憲，也支持大陸人民主制憲。這需要長期奮鬥，需要與大陸基層人民結盟，這當然很不容易，但總比抹黑他們，與之為敵，聰明得多。

四條路線

一直以來，在關乎中港關係上，主流只有兩條路線，一個是大財閥大官僚保皇黨的投共賣港路線，另一個是泛民和中產上層的軟弱自保路線，幻想靠緊守河水不犯井水和在政改上與中共妥協，來保障香港自治。這一條路線已經日益破產，越來越多人感到迷惘或者不耐煩。陳雲現在可說提供了第三條路線，就是右翼排內主義：以煽動仇恨大陸人來保衛香港自治。這是死路一條，而且也不見得會成為主流，但是對於其他政客，只要能拿到選票就行，哪管其他。陳雲本人未必會成為這些政客，但是，一個人一旦提出主張，這些主張自有其因緣際會，非本人能夠控制。再者，這種排內主義無疑會繼續把香港往右推，這只會幫助了保皇黨。這也是陳雲的書危險所在。

香港基層市民需要的是第四條路線，就是立足香港，捍衛自治，同時放眼中國，有節有理地促進大陸基層民主運動，最後達致兩地人民聯合實行民主。前後兩點並不相違。

在陳雲的書出版之後，還有人認為「本土主義沒有必然的左和右」[10]，這實在大有商榷餘地。陳雲的書毫無疑問是右翼，它把族群/地域身份無限上綱為「人種」對立，同時卻對於真實得不得了的階級身份與階級對立視而不見，對資本主義如何必然助長中共收買財閥/政客毫無批判。針對這種右翼本地論述，凡是民主派或者左翼，都應該與之切割，並提出一種進步左翼，或者稱為真正民主派的本地論述，這種論述需要批判資本主義，也需要有階級視野。要有階級視野，也不等於抹殺其他社會身份。一個人和一個社群，在階級身份之外，畢竟還有許多其他社會身份。傳統左翼往往對此不夠敏感。但如果也看不到階級分化和階級對立，同樣大錯特錯。

不排內的香港人自主意識

此外，左翼也要對目前排內情緒斷對症候。平心而論，一般排內情緒或排外情緒雖然不對，但是形容其為法西斯則太誇張。甚至如陳雲那樣有綱領有政治目標的書，也不至於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同一般右派一樣傾向排外，但是前者與後者還有更重要的區別：法西斯主義要用極端暴力來消滅議會民主，消滅工人運動以及左翼運動，以建立國家主義政權為職志。[11]目下，遊行反對新移民，或者標舉反移民綱領如陳雲者，同法西斯主義相差仍遠。

但左翼更需要對正在發展中的香港人身份提高敏感度。台灣條件遠勝香港，其「台灣民族」身份尚且在形成中（台灣人自主意識早已形成，但這同「台灣民族」身份還有差距）。以香港條件，最多能發展出一種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識。不過，即使這樣，已經說明中港極不一樣；香港沒有獨立的本錢，但是五十年的分離，再加上香港人需要抵制中共的腐敗侵蝕香港，這兩個條件都加強了香港人身份意識。香港戰後出生的那一代人，大部分仍然具有中國人身份意識。1971年7月7日的保釣示威中年輕人被警察毆打，有人喊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的確使到一些警察停手。但今天，在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當中，中國人身份根本不是甚麽值得自豪的東西。連大陸也有不少人覺得「做中國人沒有尊嚴」，何況香港？反過來，香港人現在所享有的政治自由和尊嚴感，在在使香港人感到香港人身份的可貴 – 以至連大陸不少人，特別是官員富商，都想來香港生孩子或為孩子拿居留權。所以今天不是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就能化解今天中港人民之間的芥蒂的；甚至也不是一句「大家都是窮人」，就能使香港人產生對大陸基層市民的同情的。我們應該贊助勞動階級大聯合的精神，也應該看到大陸人民與香港人民的共同利益，但是我們也要兼顧香港的獨特性。眼下既然香港人不能立即促成大陸民主化，就有理由首先著力保衛自治權，而香港人身份有助維繫反抗意識。左翼的責任就是把香港自主意識引向上述健康的方向，既不排外，也不排內，但決然捍衛和發展香港的民主自治權。

有兩個正反例子可以說明，左翼做得好與不好，分別可以很大。台灣在1980年代末，曾經有很蓬勃的黨外運動和工人運動，但是新成立的工黨，由於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局限，也由於錯誤認定中共還是反資本主義的政權，所以既對已經產生的台灣人意識缺乏敏感，也對中共走資視而不見，反而拿兩岸國共政權統一來抗衡台獨，結果自外於高漲中的社會運動。雖然從策略考量，台獨並不聰明，但是台灣自主意識本身，卻是正當的，必須有敏感度。另一相反例子就是蘇格蘭的左翼。蘇格蘭的獨立運動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就爭取到公民投票脫離英國，如果成功，那多少對英國霸權是一個打擊。而當中，激進左翼一直是獨立運動的前鋒。例如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它一方面積極爭取獨立，另一方面又同資產階級獨立黨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ist Party)切割，主張在獨立後再從下而上建立歐洲社會主義聯邦。從左翼角度看，地域/民族自主，從來與建設各國勞動人民的民主聯合，並不相違，而且也不一定沒有群眾支持。[12]

在香港，情況當然困難許多。一方面大陸走資造成了巨大的、遠未過去的右傾潮，另一方面由於香港資本主義相對穩定而且繁榮，在在使到左翼聲音不容易受注意，而右翼主張容易得到共鳴。不過，與20年前相比，現在右傾思想對於願意思考的年輕一代，吸引力是減少而不是再增加。只要左翼在經過深入的理論探討後，提出正確對策，仍會有所作為。而此文為拋磚引玉。

2012年2月9日

歐洲的國債危機揮之不去，反對財政緊縮的罷工和示威浪潮席卷多國，演變成影響資本主義前景的政治危機；勞工運動和左翼運動以及長期處於低潮的美國，爆發了占領華爾街和抗議金融資本壟斷的持續抗議行動，並席捲全球；

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能源基地，西亞和北非，“阿拉伯之春”演變成政治革命，推翻多個已經統治國家數十年的暴政；

在全球工廠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工廠出現減薪、倒閉、兼併或者移遷，先是在工業區爆發了新的罷工浪潮和騷亂事件，在歲晚更出現廣受關注的廣東烏坎和海門的反征地和反環境污染的鬥爭；

在我們所在的香港，樓價高企，地產霸權成為過街老鼠，占領馬路成為一種爭議性的抗爭手段，政府企圖透過派發6000元平息民憤，也引發了右翼民粹的反擊和社會的左右分化。

面對轉變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香港的泛左社運團體、政黨和左翼活躍分子，應該如何回應？分工，合作，聯合？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壟斷，推動社會政策變革？什麼是當前的目標，什麼是長遠的使命？我們邀請了泛左社運團體和政黨的以下成員（排名不分先後， 部分人有多個團體身份），做簡短的發言，希望能引發集體的討論，共同尋找對策和出路：

林致良（先驅社） 陳敬慈（左翼21） 歐陽達初（綜援聯盟）伍健榮（基層發展中心） 蘇耀昌（街坊工友服務處） 譚駿賢（香港工黨） 梁國雄（社民連）

日期：2012年2月26日 （星期日）
時間：下午2時到6時
地點：學聯會所（旺角威特商業大廈9樓）
費用：全免（簡單茶點招待）
報名：電郵（info@left21.hk）；電話（67154025）（參與者需提早報名，截至日期：2月17日）

主辦：左翼21

文：左翼廢青

前言：雙非孕婦、區選種票疑案、有共黨背景的內地生競選大學學生會、自由行掃貨、大陸資金南下、D&G事件、「蝗蟲」論與「香港人是狗」論……族群矛盾在兩地關係愈來愈近的情況下愈演愈烈。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著實是因中港融合在變化中。但是，一個融合之中也可能有不同性質的過程在背後影響。我們隨便將不同的現象都連繫起來混為一談，未必是分析問題和思考出路的正確方向。而這篇文章的主旨則是在港內地本科生愈來愈的現象。只要細心檢視政策，就知內地生沒有「搶去」本地學生的學位。現時高考生/文憑試生/副學士生面對的困境，根本是來自於逃避承擔教育責任的政府。

文：揚清

由於地理位置位於要衝，巴爾幹半島自古以以來已是各種勢力犬牙交錯之地，各種不同民族和宗教共存令此地的政治形勢變得復雜。　1992年南斯拉夫共產政權解體後境內的民族旋即爭相獨立建國，隨之因國境問題和民族問題引起了橫跨整個九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內戰。

作為這段慘痛歷史的見證者，波斯尼亞導演塔諾維奇(Danis Tanovic)拍攝了《無人地帶》(No Man’s Land )。借兩位敵對士兵的故事諷刺這場戰爭的荒謬。

兩陣間的各方博弈

故事回到１９９３年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兩軍對峙的前線，一隊波斯尼亞士兵因夜間濃霧誤闖戰線中間的空曠的無人地帶，日出後塞軍發現他們並開槍射殺，其中一名波軍士兵Ciki因跌入了戰壕雖受傷卻得以生還。　
事後塞軍派出了新兵 Nino和一名老兵前住查探該戰壕，老兵在一名波軍屍體下裝置詭雷後Ciki向兩人開槍，殺掉了那名塞軍老兵和俘虜了Nino。後來Nino成功奪取武器，正當兩人差點殺掉對方時，卻發現那名壓在詭雷上的波軍士兵尚未死去，只要他一動三人都會被炸死，而走出戰壕則可能被兩軍炮火所殺。　在這情況下Ciki和Nino唯有在互不信任的情況下嘗試尋找三個人一同活下去的辦法。

察覺情況的兩軍不約而同地向聯合國維和部隊求助，傳媒也因新聞價值而介入，一場牽涉各方的博弈由此開始。

歷史場景下的我者與他者

本片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場景建構下的對話，兩人用「你們」和「我們」的字眼互相指責對方的族群先引發戰爭，也互相控訴對方的軍隊犯下暴行。　你指我燒毀你的村莊，我指你殺掉我的鄰居。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以為塞爾維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是源頭很不同的民族，但波斯尼亞人大多其實是在鄂圖曼土耳其治下改信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或克羅地亞人，之間的語言完全相通，只是宗教和生活習慣不同，就在一年前兩個族群還和平地同屬一國，一年後卻在戰場打過你死我活，族群矛盾更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

更諷刺的是Ciki和Nino在談話過程中得知大家有彼此認識的共同朋友，兩族在戰前可以有如此深厚的私人關係，卻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下卻成為彼此殺戮的我者與他者。　一切存在異質的個人，都在種族衝突下簡化為塞爾維亞人或波斯尼亞人，而發動戰爭的人卻躲在帷幕後安然無恙。

仇恨引發的悲劇

雖然在一名聯合國軍官的熱心斡旋下Ciki和Nino得以離開戰壕，並嘗試為壓在詭雷上的士兵排雷。二人最後卻敵不過仇恨和誤會而在戰壕外殺死了對方，而壓在地雷上的士兵也因排雷失敗和延遲救治而死亡。事件煙消雲散後，戰場只留下遺憾和一片寂然。

後記：寫在族群割裂時

自古以來，人類就被族群、宗教、國家以至世代等形形式式的分類和標籤所割裂。而這些往往上層階級所利用，進而鼓吹底層間的仇恨以鞏固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這些仇恨往往是通往平等公義社會的一大障礙。而在今日的香港偏偏有陳雲一類的仇恨販子煽動族群對立和割裂，企圖在這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製造分化。在這個時候回顧這套電影，也許可以讓我們認清族群的對立是如何的虛妄。

參見:

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介紹

http://www.imdb.com/title/tt0283509/

電影海報

文：低文
雙非孕婦肯定是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熱門，首個龍年出生的BB是「

雙非BB」，可說是給了一個預視。新年之前，不少建制派政黨如自由黨、新民黨均大力提倡「人大釋法」，政府則推出四項行政措施限制雙非孕婦入境，被評為治標不治本。新年之後，泛民主派的新民主同盟提出修改基本法，數日後民主黨也提出修法。

相比與釋法，修法自然是較為合理的做法。人大釋法的本質，其實等同修改基本法，所謂的立法原意根本無從說起，如果「立法原意」的地位是比條文高的話，條文不過是一紙空文吧了。另一方面，修法本身自然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假如社會隨大多數意見或一時的民粹情緒任意修法，很可能會出現「大多數的暴政」，剝奪少數人的權利的情況。

完美世界下，法律應是一份大家共識的社會契約，然放在現實世界自然並不如此。最簡單的挑戰來自哲學家 Thomas Hobbes，「誰曾拿過一份契約問你是否同意？」剛落畫的電影《Laughing Gor 之潛罪犯》，飾演地下反抗組織領袖的吳鎮宇向飾演罪犯的黃宗澤解釋，他否決黃報讀公開大學法律課程的要求，「法律係乜野？法律就係當權者及資本家訂定法律，要群眾遵守。」吳又說，「歷史上所有的革命，也是由犯法開始。」

這我們可以了解到為何建制派、政府或內地的法律學者對修改基本法的抗拒。基本法的草擬過程，由中方主導，港人無從過問，條文也是九十年代中英力量對碰，八九六四之後以及中方訂下香港維持資本主義，以資本家協助治港的社會形勢之下的產物。基本法的神聖性基本上是無從說起，荒謬的修文隨處可見，如第五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誰能說清楚什麼是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最低工資立法、公平競爭法立法，是否也統統違反了基本法第五條？第四十條訂明原居民的傳統權益，明顯是回歸前的政治妥協。第一百條規定香港要「量入為出、避免赤字」，完全違反政府財政預算的常識。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兩次競選立法會的政綱，也有提及要修改基本法，打破基本法對港人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限制。

聲援埃及真正的革命聯署活動 (轉載)

（Petition in Solidarity with the Real Egyptian Revolution）

聯署請到：http://egyptsolidaritycampaign.org/

一年前，勇敢的埃及人民震撼了世界。人們湧進開羅的解放廣場，湧進全國其他市鎮，民眾在政府辦公室外示威，並以罷工爭取體面工資、勞工權利和反對貧腐的企業經理。他們推翻了獨裁者並帶動了一個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大規模的民主大變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埃及革命成為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靈感的泉源。

在這個過程的每一步，數百萬爭取婦女權利、工會自主、民主和社會公義的埃及普通民眾受著打壓和襲擊。民眾每一步的抗爭都受到軍事機構的摧殘，為的是阻止真正的社會變革。盡管獨裁者穆巴拉克總統被推翻了，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 SCAF）仍然繼續通過所謂「緊急狀態」的法律，用逮捕、酷刑、毆打和謀殺來回應革命進程。自穆巴拉克垮台以來，已有多達14000人被提上軍事法庭並受到相應的毆打和酷刑。因此，一年之後，埃及革命仍然未見分曉、勝負難料。

近幾個月來，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多次襲擊青年、婦女和工人，已經演變成不祥的局面。暴力對待婦女示威者持續不斷。軍方已經很明確要襲擊科普特教會的基督徒，其中24人去年10月被殺害了。然後，去年12月，軍隊襲擊示威者的行動升級，製造更多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與此同時，「4月6日運動」的青年活動份子被逮捕，並被軍方控以侮辱軍隊，試圖顛覆國家的罪名──他們僅僅由於散發了反對軍政府的海報。同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和內政部聯手掀起一場旨在威脅和抹黑社會主義左翼活動份子的運動，並派兵搜查17個非政府組織的辦事處。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用以上這些以及許多其他手段，已經確切表明它不打算還政於民。

但是，面對這些打壓，勇敢的埃及人民並沒有放棄。他們堅持下去！去年11月和12月我們看到大規模的民眾動員，教師罷工，開羅一萬婦女鼓舞人心的民主遊行，而且有五萬人聚集解放廣場迎接元旦，決志爭取民主。這些行動成為我們對埃及民眾革命的未來抱有極大希望的泉源。

我們一群支持埃及民主革命的文字工作者、工會份子、社運組織者和學者，目睹對埃及民眾的肆意打壓，不能視若無睹，尤其是當我們的政府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公開譴責一切攻擊言論、集會、宗教和結社自由的行徑。我們呼籲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譴責美國和英國一類的外國政府，他們一面口口聲聲支持埃及革命，一面卻提供武器和催淚彈給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讓它們可以鎮壓民眾示威。我們重申：我們誓與埃及的民主、工會、婦女、青年和社會主義團體團結一致，支持埃及革命，繼續爭取真正的民主和社會公義的道路。

季耶　譯 

聯署請到：http://egyptsolidaritycampaign.org/

聯校 關注校園勞工工作坊

關心基層勞工，可以在校園開始。 

日期：2月4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中午一齊食飯)

地點：  城大  B2625

報名：請將姓名，所屬院校，及電話聯絡email至：campusworker2012@gmail.com

截止報名日期：2月3日

查詢：campusworker2012@gmail.com 或 67154025  或上：http://left21.hk/wp/?p=1692

第一部份   政治經濟分析 

新自由主義對香港的影響。

何時公營機構開始出現外判潮？

講者：陳敬慈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第二部份  勞工運動經驗及現時勞工面對的問題

講者：胡穗珊  (職工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施城威 (清潔工人職工會)

第三部份  計劃落區親身了解工友狀況

勞工調查問卷設計、講解如何進行訪談

中大基關組同學

參與團體：

社工學聯、學聯、左翼21、中大社工系系會幹事會、中大基關組、浸大國事學會、港專社工系系會、清潔工人職工會、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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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工作坊

成日話基層勞工好慘，究竟有幾慘？

你又知道身邊有有誰是基層勞工嗎﹖

這些基層勞工又在我們生活中擔任了什麼角色﹖

勞工問題看似遙不可及，別以為只有在外面才會出現低薪、剝削、壓迫、以及各種不公義，在我們的校園其實都有！ 校園內的基層勞工，其實都面對著各種的壓迫與問題！這些問題在近年基層職位如清潔、保安，幾乎全面外判下，更顯嚴重。

早前，不同院校都發生勞工事件，例如浸大的欠薪事件，到中大清潔工調遷，以至城大工會遭打壓一事。這些事件都顯示出大專院校的勞工都面對著不同的壓迫。有時，幸好有學生的介入及支持，例如有同學為這些工潮製作特刊及聲援。

這些勞工面對的問題在院校如是，在校外就當然更為惡劣。這亦涉及宏觀的社會經濟政策及勞工政策。香港的勞工政策一直是偏向商家權貴，對勞工權益及利益少有理會。

究竟現時的校園基層勞工狀況是如何？  是很差還是很好？

為何校內及公營機構會有一股外判潮？

政策上，如何令勞工的處境更為困難？

最後，究竟我們在校內，作為學生，應如何做才可以幫到我們身邊校內的基層員工？

今次工作坊，是想大家一步步來，先了解一些政策背景，再作一些實地調查訪問，再一同計劃如何針對有問題的政策作出改善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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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年政府派六千蚊、外傭居港權，以至今天的雙非問題，已令「新本土意識」所引發的問題和論爭上升至一個不能不處理的階段。但不久之前的討論卻離奇地發展成：你駡我是「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我駡你是「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

無疑，這樣的討論方式只會更進一歩激發社運圈內矛盾，根本無助推動真正的進歩本土文化運動。有見及此，本文嘗試從運動扣連和可行共同發展議題上入手，提出相關問題及分析，望能使討論焦點回歸進歩運動議題上。

本文重點探討的問題如下：（一）各種以「本土」和「左翼」為名的社會力量有何不同？（二） 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分析和運動議題是否可能呢？即「進步本土左翼」可能嗎？（三）如果可能，進步本土左翼應朝什麼社會願景和目標進發？如何成立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由政府單方面成立的社會契約呢？

本文主要論點是：現時有必要整合香港社運圈內的進歩力量，並展開制定以民間社會為基礎的新社會契約，以取替過往單向而且缺乏合法性的舊社會契約。有一點是先要申明的是：由於本文討論的議題已十分複雜，本文將不會觸及所謂的「自治」或「城邦論」。假若有人認為這是迴避問題，我也是樂意接受這樣的批評。

一．「保守本土力量 / 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決定論 / 左翼關係論」

首先，我認為有必要把因本土意識而衍生出來的兩股社會勢力進行分類。我沒有很好的詞彙，但從不同的事件中（如政府派六千蚊、外傭事件和D&G事件，以及過去幾年不同的本土保育和反移山填外運動），我們可以約略分辨出兩股不同，但又同時強調「本土」的社會力量。我姑且分別叫他們為「保守本土力量」和「進歩本土力量」：前者多以排外姿態來設定議題；後者則以提倡在地文化和集體經驗來建構本土身份。

在分辨保守和進歩的本土力量，沒有比葉蔭聰在探討本土意識時對二者作出的描述和分析來得更恰當。葉指出，現時具強烈排外的本土意識其實是承襲了過去的「大香港主義」和對香港的「物化」想像而來的：

「事實上，由1970-80年代所形成的『大香港主義』，並沒有消失。可能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種本土認同少了幾分自傲，多了幾分排斥與恐懼，扣連上不同論述。……排外的香港地緣認同及意識，在近年許多議題上持續發酵，例如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爭議等等。」（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4）

對於有別於過去「大香港主義」的進歩本土力量，葉有這樣的描述：

「跟過去的本土意識中的『大香港』心態不同，所謂『本土』不是與中國的文化或政治對抗，而是對抗香港自身的經濟力量，反抗政府主導或鼓勵的、資本主義式房地產發展，反對的對象通常是大型拆遷、地產發展的空間改造，以資本增值為目標。……本土論述並不預設一個香港以外的他者作為批判對象，而是對香港自身歷史及政經構成的自我批判。」（葉蔭聰，〈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思潮》，第19期，頁110-1）

至於所謂本地「左翼」，無疑又是一個籠統的詞彙。要指出的是，所謂的左翼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中也有其混雜性。內裡當然有單純以經濟或階級角度出發，而忽略其他文化和社會因素的群體。但在本地左翼內，也有很多雖然強調（注意，是「強調」，不是「單純以」）階級的視野，但卻同時會把本土文化和社會等因素作考量點的人士。在劃分這兩個群體上，我也沒有很好的詞彙，又姑且把前者叫為「左翼決定論者」；而把後者稱為「左翼關係論者（Relational Leftist）」〔註1〕。

劃分雖然十分粗糙，但是重要的。由於要展開運動圈內的對話，我們需要有明確的對話群體。我此文希望做到的，就是能促進「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的良性溝通和互動。經上述粗略的劃分，「進歩本土力量」更可以擺脫「本土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the local）」的指責，更清晰地把自己的運動議題設定得更批判和自省（如對權力、權利、公民身份，以至保守本土力量的批判）。這種自我批判亦能有助進歩本土力量認真地應付許多利用「本土」的措詞和論述來主張不同的右翼民粹勢力。

另外，「左翼關係論者」亦可以擺脫「階級戀物／拜物主義（Fetishism of class）」的指責，進一歩把資本在文化層面的運作有更深入批判，亦可對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左翼決定論者作出鞕撻。更重要的是，那一系列只有污名化作用而無助討論的恒等式（「本土＝右翼＝希特拉＝排外」；「左翼＝幼稚＝世界大同＝只談階級＝為虎作倀」）便能得以消解，而進歩力量之間的互動便能以展開。

在定義運動圈內的兩個對話群體後，我們便看看 「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各自的主要敵人，以及這些敵人在香港不同層面（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影響。這分析目的在於勾勒出兩個群體之間的共通點，從而定位一個可行的共同運動方向。

無論怎樣，我們也得承認「左翼關係論者」始終以強調「資本」作為他們的針對目標和主要敵人。但另一方面，「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是較難找到的。有時候他們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有時候是（後）殖民主義，有時候是威權主義，有時候是中國化，有時候是世界化。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進歩本土力量」的議題設定多是防衛式的，很難有一個十分明確的針對目標，能定位的就可能是每一場在地抗爭中對獨特本土文化、集體經驗、和本土價值的維護。

經過上述尋找敵人的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到為何「進歩本土力量」會這麼容易被污名化為排外勢力之一。其中一個很大原因是「進歩本土力量」本身也是以保留一系列十分具彈性的文化、經驗和價值作為抗爭目標。但細心分析，便會看出進歩本土力量和保守本土力量有質的不同。前者很多時是十分在地的抗爭（如保衛某一地方的村莊、地標）；但後者卻很多時是針對的對象是十分抽象的想像群體（如自由行、外傭、中共政權等等，有時還往往是以抽象而驚嚇的數字示人，如十多年前的「167萬」和外傭的「12.5萬」）。

同樣地，不能否認的是，「左翼關係論者」所針對資本，很多時也是十分抽象的，而這些要打的資本敵人也很多時只是以數字示人（例如金融資本），很難捉得住，也很難定位他們的所在地；亦故「左翼關係論者」也很多時進入「不能只談資本在港內的胡作非為，但又不能不談港外資本壓迫行為」，在階級立場上難以處理因港內外不同受壓群體之間的矛盾，因而被指責為主張「世界大同」。

其實，無論是保守本土力量，還是左翼人士，他們在想像主要敵人時，都十分脫離在地經驗地把敵人作出「異化」想像。這種異化想像不單無助解決資本在香港肆虐的問題，也只會令左翼人士與保守本土力量人士十分抽空，而脱離實際法律和政策操作地隔空辯論，最後只會加深香港內部的意識形態分化。

另外，亦由於保守本土力量對其敵人異化地想像，故此亦難以得知究竟保守本土力量所針對的究竟是什麼，箇中異化想像的邏輯只是：我們好像有很多美好的東西，正快要被一些不知名的敵人所摧毀，而且這些敵人的影響力正不斷地增強，歩歩進迫。這種異化想像邏輯不斷使所謂的「敵人」加以放大至令人恐懼和不安的情況。

尋找這種異化的根源，其實正是前文所引，葉蔭聰所指港人在過去發展本土意識的同時，把香港「物化」的結果。更進一歩說，這種把香港物化的想像，亦同時把一河之隔的「內地」同時物化，最終演變成不同形式的「異化」想像：如把內地人異化想像成威脅自身優越感的敵人；把香港過去的奇蹟經驗和歷史異化成不斷被內地破壞的對象，使得港人不斷抽空地緬懷所謂的往日美好時光和制度，最後變成缺乏自我批判的「戀殖情意結」；把內地資本大量湧入香港異化成港人既不能控制，又不能不依賴的矛盾對象等等。

故此，唯一解決這種異化想像，只有經過十分在地的抗爭經驗去定位運動目標和重新制定新社會願景才能達成。這方面，左翼人士又必須向進歩本土力量所介入的在地議題和經驗中學習（例如如何從不同的土地正義抗爭運動中重新認識土地這一個不單是文化身份的根源，也是抗爭的場域）；反之進歩本土力量亦需向左翼人士學習資本如何跨地域地進行剝削和累積的手段。故此，只有一種揉合「本土」和「左翼」的運動經驗、目標、分析和合作，才是出路。

二．「資本是手段，蠶食本土文化是目的」：一個進歩本土左翼的分析

由於不能明確定義「進歩本土力量」的敵人，我們便只能假設有一個不知名的「敵人」，想磨蝕香港的本土文化、消除集體回憶和經驗、阻礙以抗爭為主體的本土身份的出現，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但假若我們把「左翼關係論者」的敵人－－資本－－看成是這個不知名的敵人所用的手段。出奇地，我們又會發現這個敵人竟然是不斷利用資本流動和資本集中在香港不同層面運作，來達到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詭計。且讓我們逐個層面作出探討：

（一）經濟層面：資本的流動（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資本）和資本的高度集中，在過去幾年都令香港的經濟問題加劇，這無論是從普羅巿民的社會流動經驗、買樓置業困難、貧富懸殊加劇等都是明顯的。面對來自中國的資金，香港人有主觀和客觀的矛盾。客觀上不能不認同「食大陸水」來開飯的事實，主觀上又不想與內地融合（詳看拙文，〈從民間角度看中港融合: 主觀意願和客觀現實下的矛盾局面〉，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543。）。但過去幾年，不同的內地資金影響普羅巿民的生計（如炒貴樓，加劇住屋困難）的力度有增無減。而且，這種食大陸水的無奈事實又不斷打擊香港人過去一直以來的優越感，使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更加深刻。

（二）文化層面：過去幾年的香港，資本流動摧毀本土文化也不是鮮見的。天星、皇后、高鐵、菜園村，以及不同地方的重建都是十分明顯的例子。這些資本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蠶食，既把香港變成一個越形不是為香港人服務的城巿（從自由行常去的商場中可見一斑），又把香港越形變成一個缺乏個性和集體回憶的「資本城巿」。

（三）社會層面：資本最明顯的影響是，藉越來越厲害的貧富不均，來激化低下階層之間不同社會群體的矛盾，撕裂社會關係，製造不同情度的排外政治。在這方面，我們也不難找到例子，好比本地工人說黑工、內地人和外傭搶飯碗。此外，內地貧富問題亦為香港的公民權利帶來問題，一方面具有資本的內地人被政府以不同渠道認可地得到公民資格；但另一方面沒有資本或逃避超生懲罰的內地人又循不同途徑到港得到公民身份和享用社會福利（如雙非兒童、醫療服務、幼兒教育服務）。這在在都挑戰香港人對內地人士容忍度的底線，又在港人心中埋下排拒內地人士的種子。

（四）政治層面：資本家在香港政治體制中長時間享有高度政策和政治影響力，以致無論是民主和民生議題上都令香港裹足不前。他們更透過在議會內外的影響力，不斷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政策，方便內地資本抵港，和在港進行資本累積。另外，這些不民主的政治架構，再加上越形威權的統治政府，又令自由空間不斷收窄。

故此，經上述的分析，假若我們要反抗的是一個令香港被中國化、被新自由主義化、被再殖民的敵人，並認為這個敵人是以資本作為手段來進行這些詭計的話。「進歩本土力量」和「左翼關係論者」二者也不是沒有共同的溝通點和議題。他們大可以共同合力一方面抗行這個假想敵的資本手段，也可以防止本土價值和身份得以蠶食。

三．民間社會契約及公民身份

接著，我們對香港故有社會契約作歷史考察。我們會看到，前文的假想敵和其運用資本的手段都在過去不斷瓦解香港故有的社會契約。只有把近來的社會狀況放置更原始的狀態去了解「政府與人民」及「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只是針對「身份」和「排外」的問題，才能理解為何新的民粹勢力抬頭的社會基礎，及提出進歩的新社會契約藍圖。

在香港，一路以來，政府和人民間存在的社會契約是建基於一個以經濟機會平等的論述（注意，不是現實）而存在的。故此，要這社會契約得以運行，需要至少三個前題：

（一）經濟上大家都有向上流的實際經驗和主觀期望；
（二）政府在財富以至資源再分配上的角色要達到所謂的機會平等；
（三）人民將自己某些錢、資源、權力和權利自願地交予出來組織一個政府，其中不單是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更重要是希望政府能利用這些資源來保障自己其他的權利和自由，免受其他人的傷害。

但經中港各方面融合和政權轉移後，現實情況卻是：經濟向上流的經驗和期望已經消失（第一個前題沒有了）；政府在不同的再分配機制上（如醫療和六千蚊）都不能再發揮作用，更令人覺得政府 本身的存在已成了導致不公的主因（第二個前題都沒有了）。在所謂的「蝗虫論」下，令香港人漸漸覺得自己的權利及（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優越感都受到侵蝕，故在不同階層中產生不同情度的恐懼和不安（在這情況下，連第三個前題都差不多沒有了）。

在政府功能、角色和合法性瓦解的情況下，以及慣常政治渠道無法補充政府合法性（如民主選舉）下，即社會契約瓦解之時，社會會趨於原始的蠻荒狀態，人類會只為 私利而互相仇殺（現在情況不是很似嗎？），但有些人卻想再次脱離這蠻荒狀態而另組新的社會契約；而每一個新社會契約的訂立，又總要重新界定新社會的成員（所謂的公民），以及成為公民的原則，亦故為何近來這麼多的「我們／你們」 和排外的論述吧。

那麼新社會契約需要有什麼內容？假若要結合進歩本土力量及左翼關係論者的目標，我們便需要一個有不同層次的社會願景及新社會契約。而且，這個新社會契約是不能再以往日的神話作為元素：例如要捨棄所謂的香港作為奇蹟之地神話（什麼獅子山故事云云），要知道過往的成功相當大程度上建基於因緣際會的地緣政治（中港分離和冷戰格局，而這種格局已不復出現）、剝削（對本土庶民生活／文化資源以至國內血汗工廠工人）和特區特權（中央派糖），從而斬斷民粹的自我優越感的根源。

新社會願景能包含的元素可以是：在經濟層面，適度地容許和約束資本在本港的流動和集中的程度和提倡經濟上的生產和分配公義；在文化層面，保護和提倡本土文化，建構以本土文化和在地經驗為主軸的本土身份；在社會層面，提倡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以針對雙非嬰的問題），多元、社會融合、尊重不同族群；在政治層面，抗拒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及自由空間。而人民與政府的新社會契約亦應是回歸到落實公民權利的在不同層面上。

那麼誰能成為新社會契約的締結者？新社會契約又應是如何達成呢？

除政府（在於暫不論是香港政府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作為新社會契約的當然成員外，誰能成為公民呢？這裡的問題核心在於：如何定義公民？誰有資格成為公民？及成為公民需有什麼權利和義務（亦即上述所提出的「具約束力的公民權利身份」）？在現代社會契約的理論中，一個人要成為社會契約的成員便必須接受一系列由政府經立法來制定的行動束縛（比如交稅）。這是一個共識過程。十分可惜的是，在香港，這個共識過程在過去三十年都是從政府（不論是中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單方面制定，而港人参與的份量又十分少（一眾政商財閥除外）。而這裡我們亦可以看到為何基本法本身便是多年來問題的來源－－在缺乏民間社會討論和参與下的基本法，其作為社會契約的合法性便已大打節扣，更何況是在問題爆發後而港人又無力修改其內容，便使其合法性更加降低。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公民社會」如何才是真正社會契約共識產生的場所。

提出新社會契約的重點在於：要處理如日益嚴峻的新移民問題，首先無論是政府和民間社會都需要認識到「社會契約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共識過程」的事實。而在這過程中，民間理性地討論公民身份是十分重要的。這亦為何滲雜歧視、對駡、嘲笑、扣帽子等的討論如何無助解決當前的新移民問題。而且，這亦為何要結合一種能抗拒保守和排外的進步本土左翼力量，在民間社會的鬥爭場域中，把公民身分的討論重新導向至以理性為基礎的人口政策及港人身份的法律討論。排外，並不能真正解決日益嚴歧的新移民問題；要如何令新移民在獲得港人身份和權利的同時，又要令他們接受和遵守一系列法律的約束和義務才是重點。這些都是可以實在地通過政策和法律的討論來達成的。

看來，一個從民間社會出發，真正透過理性辯論和立法來產生的新民間社會契約，才是解決新移民問題的根本方法。假若只是抱著能由政府單方面制定社會契約的方法（如行政手段和釋法）來解決新移民問題，這只是掩耳盗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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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Relational」是借用歷史人類學家Eric Wolf 在其《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的用法。Eric Wolf 認為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是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缺一不可，也不能把任何箇中因素看成是有決定性凌駕其他因素的條件。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巻的〈機器和大工業〉的註4中，亦提出相似的關係論的論點。馬克思認為要考察社會變遷，要以人類和科技、生產關係、再生產關係和思想框架的互動作為基礎。我認為有必要把這冗長的注在此引出，因為這才是真正馬克思分析社會的唯一科學方法：

「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 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 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會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以及人的社會生活條件和由此產 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來尋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 系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 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唯心主義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此外，本人定位自己為後者，並樂意應用這關係論的科學方法。假若有人因此而把我歸類為修正主義者，我也是十分欣然接受這指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