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要堵路

讓我們將指針撥回最初呼籲堵路的一刻。有朋友大呼：「和平遊行示威無撚用！」、「我地唔要遊行完就番屋企訓覺！」、「我地要塞住條馬路！」這到底是為甚麼？

用最簡單說法，就是經驗的總結。和平示威到底有多大的效用？除卻在零三年所謂五十萬人大遊行迫使政府收回廿三條以外，所有的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和平示威的效果幾近是零。最低工資三十三元，反高鐵、交通津貼、政改、反強積金、領匯、隊道私有化、雷曼……大家自己可以再加。這些社會問題，均有所謂集會、和平示威等等。有些人多，有些人少，但這最終都沒有改變到結果，苛政照樣推行。單憑這些輝煌紀錄，便足以令人懷疑純粹的和平示威集會根本沒有用——如不是乾脆嗤之以鼻。

但除了最簡單的經驗歸結，這其中還有更深一層的社會分析在內。

傳統和平遊行集會示威，其實是為了表達意見，而不是作具體的抗爭。這種認為純粹表達意見就足夠的想法，其實是基於錯誤的自由主義框架，即認為群眾只需表達意見引起迴響，便可透過代議政制（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方面）解決社會問題。一直以來，泛民主流的種種行動，均昭示著這種信仰。然而，放在香港的處境，這種方法明顯不可行——只因香港的代議制度明顯是殘廢的。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無法選特首等等均使在制度上民意無法被推行。再多的意見表達，也不會令建制派的議員投下反對政府的施政，因為無論再多的反對聲音，均無法透過選票動搖建制的權力。所謂最好的情況，就是群情洶湧，泛民全體反對，然後政策照樣獲得通過。

這個殘廢制度是如此的荒謬，致使不少群眾相信，就如泛民主流相信的自由主義框架一樣，只要實施成熟的代議民主，即所謂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普選特首——就能解決問題。但只要大家舉目一看各個成熟的代議民主國家，就不難發現這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在此，我必須提出左翼的社會分析框架：真正操控我們政治經濟的，不是甚麼獨裁政府，而是資本及其利益相關的政治團體。在我們假想代議政制可以充份代表民意之際，資本的手其實在暗地裡操控著一制。就拿美國為例，資本無論對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均是有龐大的影響力，其一是龐大的選舉經費需由大企業贊助，其二是他們龐大的經濟力量能夠迫使施政者順應其意願。就算在輿論層面，資本還是擁有與普通市民無法相比的影響力——要麼他們要麼直接擁有某些傳媒，要麼就透過廣告金來影響，或是大量資助某些有利他們的團體。所以，無論在那個民主國家，用以平息民憤的小恩小惠或許會出現，真正損害資本利益，利貧抒困的政策均不會得到執行。總而言之，所謂代議民主，就是嘗試欺騙我們的最佳工具，令我們認為只要透過和平示威表達意見就可以真正影響政治，而無須作具體的抗爭迫使政府讓步。套用列寧的說法：「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

那麼，所謂的「具體抗爭」又是甚麼？與堵塞馬路又有甚麼關係？

所謂具體抗爭，其實就是回到權力對抗的基本原點：就是要做一些令敵方懼怕的行為以迫使對方讓步。那到底是怎麼？容我從提左翼的分析框架：政府與資本真正在意的，就是所謂繁榮穩定，亦即使資本剝削勞工以賺取利潤的體制能夠暢順運作。所以，任何形式的抗爭，是必須要干擾社會運作，阻礙生產為依歸。所以，大部份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筆者）都對罷工抱有特殊的熱情——因為罷工就是直接ｘ斷資本運作的命脈，其社會破壞性以及抗爭的力度實是無與倫比（比方說，埃及的穆巴拉克為甚麼會在二月十一日下台？這與二月九日開始罷工朝開始擴散有莫大關係）。

話說回來，堵截道路的道理也是如出一徹。普通的靜坐示威政府可以不聞不理，甚麼透過各媒體操作來處理掉。但如果堵截主要道路以致交通被癱瘓，那整體社會運作就會被阻擾，這就是政府與資本最害怕的東西。當然，要成功堵截道路，以及防衛警察的清場，就不是如昨天般百餘人就可以。而是最起碼需要數千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讓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當然，政府還是有展現其真正獠牙的選擇，即提升武力（例如使用催淚彈，甚或橡膠子彈）進行清場，但這必會產生極其嚴重的管治危機。無論如何，這種抗爭手法的力量，均非和平集會示威可以相比。

當然，這種以阻擾社會運作為目的的手法不只堵路一種。破壞道路、打斷（而非只是干擾）議會運作、堵截某些政府部門/商業設施/工地的出入口，或乾脆霸佔（occupy）它們；破壞某些工程、設施等等，餘不一一。至於使用何種方法較好，就需要事乎議題、群眾的人數以及意識，客觀形勢等等而定。不過，觀乎香港運動人仕的意識，以及對和平的偏愛，堵路大概是現階段最佳的手法。

無論如何，觀乎警方居然對百餘人的和平抗爭進行大規模的拘補，可見對堵路這抗抗爭方式深有戒心。那自然是因為這會真正威脅到管治/資本運作的抗爭形式。說到底，這與抗爭者有多和平根本毫無關係，而是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必然是以保持社會暢順運作為依歸。警察看似誇張的反應，其實正正昭示著這種方法的力量。

阻擾社會運作的堵路，對人數以及其基進程度均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人數太少，加上這種方式對管治的真正威脅，政府或許會兵行險著，寄望透過一般群眾對衝突的不理解，嚴加打壓（無論是具體暴力或是法律上嚴懲）。第二，如果是抗爭者真的有堵截道路，癱瘓社會運作以迫使政府讓步/下台的決心，那就不可能是一兩天的事。可以想像，國家機器絕對會嘗試動用一定程度武力驅散群眾，以回覆正常社會運作。如果堵路要維持下去，那亦意味著抗爭者不能依循一貫「等警察抬」的被動做法，而是必須作出防衛，例如想辦法撃退警察以保證道路得以被癱瘓。比方說，在埃及解放廣場的示威者們，就需要自己設立路障，或以石頭，噴漆以及汽油彈等保證廣場能夠被長期佔領。這明顯是越出傳統所謂和平理性的範疇。

不過，或許在這一刻說這些或許是遠了。回到當下的抗爭，或許讀者會認為筆者的抗爭論調過於激進不足恃，但大家也必須理解是次反對財政預算案的訴求是極難為政府所接納。皆因這些訴求不單是利民，更重要的是對資本（大商家）的結構式的損害。比方說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就是對金融資本的莫大傷害；加建公屋，那就是要要動搖地產資本的利益。回歸領匯，不單政府要用大量金錢，這亦是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即政府不能以私有化的形式來讓資本獲利；改革稅制，例如增加利得稅就更是正接從資本手中「搶錢」。政商本為一體，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真像。可以想像，傳統和平示威集會的那種微薄力量，絕不能夠使政府在根本利益面前作出讓步。或許堵路這類行為實在激進，但如果大家正視社會分析，摒棄自由主義那種虛幻的框架，回到左翼的階級分析，便能夠理解唯有阻擾社會運作的基進策略才能帶來真正結構式的改變。